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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何必如敌国 我们不孤读

最近大家似乎特别注意本地出版业如何低靡,前有大将低价促销自救,后来文运、红蜻蜓陆续发布类似讯息。其实,低靡的何止书业,百业皆萧条,除非你生产手套。

大观出版社社长郭镇豪却有独特的看法,说这本应是出版业起飞的时候,怎么说呢?我想逻辑是这样的,大家困在家中总不能一直看电视、打电动,总有需要看看书。更重要的是,在诸事不顺的疫情当中更应趁机充电,以应付未来的挑战。

以我观察,大众确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迫切需求新技能。你有注意到行管期间那些层出不穷的“行销大师”广告吗?确有读者对我反映考虑去“上课”,尽管这些大师看起来多不可靠也好,大家已是病急乱投医。

这些大师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出现,必是因为持续有顾客愿意上钩。吊诡的是,书本作为方便又便宜的学习管道,也是优质的消闲办法,却乏人问津,以至出版业者陷入苦撑的局面。这是因为阅读风气本来不盛吗?我想未必,这只是个惯常的说法。

如果你能相信国家图书馆2014 年的调查报告,马来西亚人平均一年读15本书,2007年时每年只读两本。我们姑且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这数字增长到每年20本,虽然离开先进国家的40本还有些距离,但也不像一般认知那样消极。这么说来需求是存在的,那么本地出版业面对的挑战或许是个行销问题。

20本书总值大约RM600吧,买不到半个iPhone,如说价钱是问题,它的问题是太便宜,以致出版社利润有限,但书价没什么弹性,总不能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再考虑起价,故在此不谈价钱。

如果两百万中文读者每年读20本书,那是4千万本,不管怎么看都十分鼓舞。可是,这当中有多少是外国书呢?本地出版业面对外国竞争,这确然是个行销问题。

行销不外乎把对的产品卖给对的顾客,首先,我们有对的产品吗?肯定有。大观出版社长期经营金融财经类书籍,若说读者在疫情期间想进修理财知识或创业,大观有在地化的出版品,比如郑秉吉和邵淑萍编著的《新常态下弯道超车》,又如黄子伦的《股票分析投资揭秘》,这些接地气的出版品是外国书籍难以比拟的。此外,说到接地气,文运是马来西亚研究类书籍的翘楚。

父母总不希望孩子在家一直看电视、打电动,青少年类读物有嘉阳、红蜻蜓等等。红蜻蜓已扩展了出版版图,涵盖青少年类以外的读物,比如那天晴的爱情文学《寂寞公路》。有人出版社长期经营文学类书籍,每位作者皆掷地有声,都是营养丰富的读物。这些作品就算放诸四海,都丝毫不逊,本地出版业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更多读者知道到我们的优良品质,选择我们的出版品。

在大家都处于弱势的时候,我萌生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念头,与其各家出版社单打独斗,能否大家集合力量共同前进?在旧常态底下,大家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这竞争关系并不是剧烈的,因为每家出版社的读者群都不一样。如果在目前的困境中大家贡献彼此的行销资源,兴许能帮助大家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不孤读》活动的期许。

读者是复杂的。大将出版社的读者群,和魔豆、红蜻蜓的不同,但不乏父母师长,也会希望为孩子添购优质读物。同理,大观出版社的读者不乏企业领袖,也许会对文运的社会研究感兴趣。各家出版社结盟,用各自的渠道介绍盟友的产品,不求利润,互相帮忙,那是多么温情的事!

如此,每一家出版社的潜在读者群或可倍数升。这活动刚刚开始,离开成功还远着,应该还不能说是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这类试验的一大挑战是数据收集,因为盟友各自行事,大家的资讯系统都不一样,很难统一分析数据。

(图片来源:大将出版社)

同样的模式,能否用到出版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呢?《我们不孤读》能否起抛砖引玉之效,吸引其他行业进行类似试验?

我不否认这样的合作不太寻常,有诸多需要调整和磨合的地方,但这不是个平常时候,连亚航都开始送餐了。如果某个行业正走入谷底,和竞争者合作似乎也nothing to lose,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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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若鹏

专栏作家。著有诗集《相思扑满》、《速读》、《香草》,散文集《突然我是船长》、杂文集《杂乱有章》与《男人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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