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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筹书展难产:会是未来书业新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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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度书展正在举行,今年有当地出版社遭禁止参与,甚至就连民间自筹的书展也被迫夭折。但与此同时,也有更多人投身书业,读者对实体书的渴求渐渐增加,令生态有所改变。在后《国安法》时代,香港书业真的路路不通吗?如何在狭缝中寻找生存空间?

香港湾仔闹市一个小商场里,记者们陆续抵达,为的是出席第一届“香港人书展”的预览场。十多个书摊差不多都摆设好,准备就绪在翌日迎接读者。主办人之一、山道文化创办人杨子俊,原本计划这天(7月13日)向媒体介绍和导览,却突然临时宣布这个民间书展可能夭折。

事实上,举办民间书展本来就不在杨子俊的计划内,过去两年,他的出版社山道文化都是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香港书展”——它是亚洲最大规模的书展之一,每年7月于香港市区最大的展览馆举行。但今年5月,贸发局在没有交代理由之下,拒绝他们参加。

外界所知,今年最少有3间香港本地书商遭遇同样命运,还包括有种文化峰鸟出版,都被这个“半官方”书展拒诸门外。

因此山道文化和有种文化决定自己筹办替代的“香港人书展”,反应比预期热烈,总共有12家出版社及书店响应。但就在开幕前一天,场地业主突然以活动违反租约喊停。就记者观察,场内展销的书籍题材有的关于反修例运动、香港历史、媒体审查等,普遍在坊间的独立书店都有公开发售;其余也有文学、文化类和儿童书等。

主办方说,业主一直表现得很配合,却在最后一刻态度180度转变,指称他们分租和利用会场对他人造成“滋扰”或“危险”——尽管在同一个场地,以往曾举办类似模式的市集。主办方否认违约,甚至提出愿意下架业主认为敏感的书本,但经过一番周旋,业主拒绝他们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坚持要求实时撤走。杨子俊称:“不惜这么大商业代价都坚持要我们走,不得不令人觉得是出于政治压力。”

港媒《明报》曾透过该地产代理向场地业主“允长置业有限公司”查问终止租约原因,但未获回应。

另一参展商Anna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是她的网上书店首次参与实体书展,公司和客人都很期待,对被迫停办的结果感到不公平和难过。她主要售卖台湾进口的儿童绘本,题材不甚敏感,但她亦坦言:“决定参与其实也感到很大压力和风险,最终如此被煞停,已经比我想像中的最坏结果来得‘好’了,现在有什么不可能发生?事实上是有外人要阻止我们。”

杨子俊哽咽道:“如果做坚信的事,却换来这样的结果,这会是清晰的信息反映香港现时环境。”他告诉德国之声:“新政府上场时说,言论自由已经在我们的口袋里了。我们也愿意遵守任何新法律和条件,尽一切努力去办一个合法的书展也办不成,这件事就是证明现实并非如此。”

山道文化负责人杨子俊。

书展为何在香港举足轻重?

去年,在《国安法》实施后第一场由贸发局办的书展,有亲中组织发起行动巡查和检举涉嫌“违法”书籍,他们的目标主要针对关于反修例运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等题材的刊物。出版社山道文化也成为矛头之一,在书展期间,警方称因接到投诉,派警员到场查看其书摊,最终投诉不成立。而在书展结束后不久,言语治疗师工会出版的羊村儿童绘本被指控是煽动刊物,数名工会理事被捕起诉,还柙至今。

对很多香港本地的中小型出版商来说,一年一次的“香港书展”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曝光机会。短短七天的展销活动,每年吸引数以十万计人流,业内人士说部分公司更要依赖书展的盈利,来支撑全年运作成本。贸发局筛选参展商除了可能令读者接触到的书源减少,也会直接扼杀某些书商的生存空间。

每年书展的热卖书籍,也被视为香港政经状况的寒暑表——民间对政府和社会争议的取态,往往反映在书商的出品和销量之上。政治讽刺和评论刊物曾经多年都是媒体的焦点,一些异见书籍甚至会吸引中国内地的读者来港购买。

不过在后《国安法》时代,这些情景已经不在。今年的书展将于7月20日举行,至少3家出版社被禁参展。在媒体一再追问下,贸发局始终拒绝交代具体原因。当局表示,会提醒参展商为要展品负上法律责任,但坚称没有进行预先审查。有些获批参加的出版社向媒体透露,不会带敏感书籍到场展出。另外,也有长期参与书展、主打政治异议书籍的出版社表示,因为新书数量大减,决定不参展。

书本难产的关键

一本书由构思到面世,要经历出版、印刷、发行和销售等主要环节。本是中学教师的杨子俊在反修例运动受伤后放下教鞭,全职投身出版界,出版了不少批判或探讨政治议题的书籍。

对于不少在香港从事书业的人来说,现在日常面对的难题,大多不是来自当权者的直接施压,而是政治红线所营造的自我审查和恐惧气氛。杨子俊坦言,现时无可避免要进行审查,每次收稿后只能凭自己的认知,尽量客观地审视可能违反《国安法》和煽动罪的内容。

不过,最常遇到的障碍是出自印刷那一关。以往,厂商甚至过问印刷品的内容;现在,他作为出版方经常要与印刷厂商讨删减、修改字眼,他们才愿意承印。有时候即使他认为内容已十分安全或愿意妥协,但有些印刷厂仍会单纯因为出版社或作者身份而拒印。

即使国安法只是实施短短两年,业界的应对态度都有过不同变化。杨子俊说在初期,印刷商普遍抱观望态度,以安全起见不敢接政治书的生意;及后因疫情下经济转差,部分厂商愿意在修改字眼和封面后承印。可是随着李家超上任新一届行政长官,近几个月印刷厂的忧虑又再增加,担心他领导下的新政府会更严厉对待文化界。

香港人书展取消,书商实时收拾书摊。

凡此种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书本胎死腹中的机会,令商人对投资出版有所却步。有的人则寻求在外地出版和印刷,在网上出售或再尝试进口香港,台湾是其中一条热门的出路。例如有移居台湾的香港学者成立“1841出版社”,主力发行香港历史、社会、文艺作品,保育香港文化。其网页简介称希望于飘零离散的时代,“在台湾的自由空气中,讲述香港的核心价值”。

实体书、独立书店压力下不减反增?

香港一些大型出版社和连锁书店被中资控制,也有老牌集团不敌财务压力倒闭,这些阴霾都笼罩著书业。但在市面上,同时慢慢出现更多小型独立书商。在其他领域被急速紧缩的时候,有人转行卖书,例如由前记者创办的留下书舍、前民主派区议员成立的猎人书店,都是在近月开张,引来不少注目。

在电子书愈来愈盛行之时,出版实体书看似是夕阳工业,但在今天的香港,实体书却有特别的存在意义。杨子俊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下,网上资料可以被随时删除和封锁,实体书是有效保存记忆的方法之一。

纵然直接描述时事政治的题材正在减少,但他观察到,愈来愈多人转而书写香港历史和文化,希望留下记录,也更多人探讨香港城市身份的起源,“既然无法谈论现况,于是就谈殖民时代甚至更早以前的本土历史”。

他觉得在香港办书店很难赚钱,但现在它成为一种替代空间,让理念相近的香港人汇聚起来。“在政治大气候下,大家都不敢在网上讲话,在工作环境又要适应新规则。但是开书店好像给人一种希望,在那里我们仍然见到志同道合的彼此,以书会友。”

香港人书展开幕前夕遭终止租约,导致无法举办。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杨子俊疑被警员射伤右眼而广为人知,不时就警暴议题发声。事发近三年后,他今年突然被起诉参与非法集结,下个月要上庭应讯。纵然在线下举办书展屡试屡败,他还是坚持把“香港人书展”移师在线继续进行,消息传出后,有独立书店自发支持。

“香港每天太多不如意,好像没什么希望。正因为现今的政治环境愈黑暗,大家才愈需要找方法重抬力量,书本是很好的载体。”他说:“现实不能马上改变,但透过阅读别人的经历和分享,我们至少能改变自己,在黑暗时代中找到自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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