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在政坛上常被人冠以“独行侠”称号的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翁诗杰，自嘲是“没有跑偏的市井之徒”。儿时“白鸽笼“式的居住空间，放大了斑斓驳杂的市井百态。两层楼的旧店屋，一个灶头，还要两家轮流共用。在母亲的“藤鞭教育”之下，他始终规规矩矩，小小年纪已饱尝人情冷暖，“他们说我是市井之徒，市井之徒又怎么样？我就是在市井里面长大的。” 1981年投身政坛后，翁诗杰一路攀升至权力高峰，曾任马华总会长及交通部长。这个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政治新锐，也在现实中尝尽“水土不服”的沉浮，回望那段如走钢丝般的政治生涯，他淡然一句：“权贵，终究是过眼云烟。”如今的他，退下权场锋芒，在国际时评与文艺创作之间自由游走。今年，他带着新作《诗情杰语2：感性翁诗杰》重返文坛，把记忆中的街头巷尾与人生体悟写进字里行间，依旧透着一股不愿随波逐流的“侠者”风范。
素来有“独行侠”之称的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翁诗杰，1981年加入马华公会，曾出任多个官职，但其我行我素的政治行事风格招致不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充斥着不同的声音，褒贬不一。他公然批评“菜单”政治，抨击“朋党”也绝不手下留情。沉寂政坛多年，如今的翁诗杰回归文坛，再度回到大众的视线中。
其实早在70年代，翁诗杰便以笔名方野发表文章。淡出政坛的这些年，他依旧执笔为矛，撰写时评社论。今年，他带着新作《诗情杰语2：感性翁诗杰》归来，书中收录了年少时的市井记忆与政坛时期的江湖闲话。而距离上一本作品，中间竟隔了18年。
翁诗杰解释说：“这两本书相隔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而且都完全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所思考的事物其实都是（来自）同一个时空，但是相隔十七八年，有不同的感受。”
他称自己这些年未间断过写作，但写的大都是时评社论，“我不把那个看成是一个文艺创作。“
“过去我们受了某一年代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就是文以载道。不要言之无物，不能只谈风月、不谈国事。那种像老舍的《茶馆》里面所说的‘莫谈国事’，那些我也不大愿意写 。”
2007年，正值他政途的高光时刻，随着《诗情杰语》问世，有不少记者前来采访。“2007年的时候，那些记者来问我的都是政治问题。我说拜托了，政治问题你找政治的场合去问。”翁诗杰回忆起往事，显得颇有些无奈。
“现在的情况是，我觉得我是完全脱离了这个圈子，我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其实两个阶段心态是不一样的，但感情是一样的。”
没有跑偏的市井之徒
翁诗杰常说自己从市井中来。记忆中茨厂街密密麻麻的霓虹灯，一家人挤在“白鸽笼”式的居住空间里。
“当时的茨厂街是密密麻麻的店屋、霓虹灯，比香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在那个大杂院，就好像香港的劏房。120英尺长，两层楼的旧店屋，间隔20个房间，20个家庭，大人小孩86个人，两间厕所。一个灶头，两家轮流共用。”
“他们说我是市井之徒，市井之徒又怎么样？我就是在市井里面长大的。只不过是我这个市井之徒，跟其他那些年龄相仿的（孩子）不一样，我没有所谓‘跑偏’了，没有跑去黑社会，为什么呢？我母亲管的严，藤鞭教育。”
1955年，翁诗杰的母亲远渡重洋，来到马来亚与丈夫相聚，是最后一批合法路径“下南洋”的海南人。在下南洋的侨民中，海南人最晚抵达马来亚，翁诗杰说“我们是属于少数中的少数”。
“我母亲书念不多，但是她有过人之处，就是她的记忆非常好。同时教孩子时始终是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传统的传承不一定要高大上，这个是我总结出的经验。哪怕是升斗小民，只要他的价值观、价值取向是很传统的、很中华的话，那也是一种传承。”
明日黄花的旧报纸
翁诗杰回忆说，早期不同籍贯的侨民在抱团之余，还会互相排斥。为了能够融入口操粤语的街坊邻居，他开始收听“丽的呼声”，跟着广播剧学习粤语词汇，也由此与文学结缘。
通过“丽的呼声”，翁诗杰对武侠小说日渐痴迷。他称自己是先听说书，才去追小说，不是直接买整本书来看。最早的时候喜欢听《七侠五义》、《小五义》，也对他后来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喜欢打抱不平、多管闲事。
“有一些认识我几十年的朋友，他们喜欢叫我大侠，也有人叫我是独行侠。其实是从这样一个生活片段衍生出来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看书、看电影，都是太奢侈的事情。翁诗杰感慨说：“博览群书？我们哪有这样的条件。”对于年少的翁诗杰来说，买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捧着堂姐给他的三本旧书，如获珍宝。他喜欢梁羽生，买不起当日的报纸，就只能在旧报纸上追武侠小说。
“租书也要花成本。那个时候我刚好家道中落了，父亲去世了。我是看已经是‘明日黄花’的报纸，我哥那时候打工的店里头有旧报纸，就是今天拿昨天的报纸。说实在的，当你的家境拮据的时候，每一分钱都能省就省。”
仙四师爷庙就是“及时雨”
父亲离世之后，一家几口的生活更加艰辛。初中第一年的学费还是由班主任梁老师帮忙垫付，后来又得到扶轮社（Rotary Club）的资助。翁诗杰念念不忘每一份善意，将其视为人生中带着“神奇色彩”的一章，“真的就是，没有一帆风顺吧。每一个节点都好像突然间有恩公出现，这也算是神奇吧。 ”
位于茨厂街的仙四师爷庙也曾是他的“恩公”。1977年，马来亚大学已实行固打制，翁诗杰在那一年考大学。他称对于华人学生来说，能不能脱颖而出，就要在固打制里面争得你死我活了。
结果他成为第一批收到录取信的学生，但却一脸愁云。“每个收到的人当然欢天喜地，我闷了好多天。为什么呢？我不敢跟家里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入学就要先给六百块马币。”
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翻报纸，刚好看到一则仙四师爷庙的奖学金广告，“我那个时候是在一种非常患得患失的情况下，仙四师爷庙就是‘及时雨’。”
这场“及时雨”，终于让翁诗杰拿着糖袋改制的书包迈进校园。大学时他便在国营电视台做业余编剧，赚一点外快。他清楚记得，中文的单元剧，扣除商业广告，一集26分钟，十六块钱。当时一碗云吞面三毛钱，兼职的薪水让他十分满足。
参政纯粹是理想主义
饮尽杯中的咖啡，翁诗杰又叫了一杯温水。年轻时，他希望用写作来改变一些什么，结果自然是徒劳。后来从政，也不如他所愿。
“为什么我对写作始终有这样的感情呢？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我觉得这个社会是生病的。我时常说，损不足以奉有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已经是备受欺凌的，你还要再去踩他一脚。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多一份正义吧，我一直以为文学能够改变。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就是贫富的差距蛮大的。你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现在所谓的街友。当时我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不要露宿街头。”
临近毕业的时候，翁诗杰有了新的体会，他意识到社会状况并不是靠文人改变，“话语权是操纵在政治人物手中的。“
大学毕业后，翁诗杰已经做了五年工程师。当时刚上任的劳工部长的李金狮要找一名政治秘书，经人推荐，翁诗杰便去见对方。
在工程界拿着丰厚薪水的翁诗杰有些犹豫不决，他回忆说，当时部长给我的选择，“你24小时之内，回复我要还是不要。”
在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中，他由衷感慨，“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忘初心的话，当时我们参政纯粹是理想主义。”
“当时的马来西亚是多事之秋。种族之间的对立剑拔弩张。我的部长刚好就在那个台风眼，因为他是最具有争论性的人物。”
翁诗杰成为政治秘书之后，先后历经了1986年合作社风暴、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我当时的老板是在台风眼，你说这个会不会殃及池鱼呢？会的，殃及池鱼是会的。这个是我当时所面对的第一个考验。”
“后来呢，应该这样说，我从政的路是风雨连绵。”
他在心里翻起了嘀咕，怎么别人做官和自己做官，全然不同呢？“我这个官，怎么说呢？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还有就是，我这种政务官，你老板卷铺盖，你24小时就失业了，没有任何的职业保障。”
翁诗杰在“风雨连绵”中也愈发感到“水土不服”，他总结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价值观不同。
“过去对这种西方民主充满幻想，我回首再看，我是觉得这种民主并不能够真正的代表民意，它只是一个代议制。很多时候从过去的憧憬变成是质疑。”
“在还未成年时，我是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非常社会主义化的，但是我的政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政府。我们要懂得如何跟马来人博弈和合作，既合作又博弈嘛，这个方程式是蛮不容易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也造成我后来‘水土不服’。”
权贵不过是过眼云烟
无论外面的风言风语是否夹杂着人的恶意，翁诗杰都一笑而过，不放在心上。“退党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宣布，也没有口出恶言。我不愿意说一些伤人心的话，没意思。很多事情谈不上私怨。”
“我不喜欢讨好，但是我绝对愿意求好。这个社会要求好，你才有进步。求好和讨好一字之差，但是你在求好的世界里，第一，你势单力薄；第二，在我们这种多元的社会，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我做人，不是要受他们这些人的言论左右。很多人搞矛盾是为了要转移视线，不是要解决问题。”
人生起起伏伏，翁诗杰淡然走过高山低谷。个中滋味，唯有自己知晓。“我不瞒你说啊，其实人情冷暖，我是在少年时代、父亲去世之后，我就感受到了。当你家道中落的时候，谁都怕你上门来借钱。从小要学会看人家的脸色，这是第一课。”
因此，人生中的第一课，便如此残酷。早熟的少年，学会了不动声色。所以在后面的人生，起起落落他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我觉得权贵，应该就把它看成是过眼云烟。”
人最可怕的是什么？问了几个词，他都连连摇头。
“我最不喜欢的，用四个字来形容：跟红顶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个价值观的混乱，我觉得才可怕。因为跟红顶白就变成你自己没有一个价值观，很容易被人家带偏。比方说墙倒众人推，这方面中国人的形容词很多。”
“但是你要面对失败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要面对这些。如果你还熬得住，还可以跨得过去的话，那才是强者。”
翁诗杰微微侧身，长吁一口气。“这是一个很强的心理素质，因为我是在那种相当艰苦的环境里面活出来的。”
所有故事的开始，都要从市井，从当年茨厂街密密麻麻的霓虹灯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