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缘由的病，如同无法预知的人生。挣扎、对抗，都无法减轻疼痛。在意，或不在意，似乎怎样都不对。施宇拾起笔，将记忆中的“病中日记”，一个字一个字，重重地敲下来。一如书名《死去，活来》，在绝望和疼痛中获得新生。那时的他，已被十多年的慢性湿疹折磨到几近崩溃，甚至住进加护病房。满身皮屑的肉身，鬼门关前走一遭。就如同一间落满尘埃的空房子，困在里面的受苦者总要去清理。握笔的人，只好遵循内心，回到最初的地方。在清理生命的过程中，施宇重新审视内心的创伤，“我是花了一生去处理我的问题”。 病后，施宇也从一个紧绷的人变得慢慢松懈下来，他坦言自己开始“认命”，“人生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答案”。不过是大病一场，又何必执着于病因。真性情的他，书写，本就不想遮丑。“这是我用血泪写出来的，我觉得我应该大声说，我想跟你分享。就像我做了一个蛋糕，我想请你吃。”
施宇终于出书了。
“我今年就是非常顺利，从写书到上课、到做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就觉得反而过得很好。”
他微微仰靠在椅背上，T恤和袜子的颜色保持一致，是暖洋洋的橙红色，像是梵谷会使用的颜色。是标准的处女座，挑剔、追求完美、力求做到最好。
在写《死去，活来》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存稿，他就慢慢回忆，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我处女座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放过自己，写了初稿之后，在写第二篇的时候，再回去看第一篇，所以就一直这样拖拖拉拉。”
不再受工作捆绑，成为“自由人”之后，施宇的生活变得松弛下来。他不再和自己较劲，每件事情的发生、和恰好遇到的人，时机自有安排。他称自己现在“变得有点懒散”。“以前一有想法就很想写，现在我会自己消化。”
在《死去，活来》的自序中，施宇这样开头：我好想好想从这里跳下去。“这里”是我家十五楼卧室。落地窗外，一条狭窄的平台仿佛魔鬼的诱惑，只需跨出窗棂，站上那片边缘，一跃，便能直坠微型变电所的尖顶。
从十五楼公寓一跃而下，施宇的脑中闪过无数次这样的念头。那时候常常站在阳台盘算着怎么跳，跳下去会不会痛，他自嘲“懦弱的人会想这种东西”。
也是同样的公寓，同样的落地窗外，施宇告诉我，他最近发现窗外的花树竟会随着时间变色。然后掏出手机，打开照片，语气里满是欣喜。
“那天我写自序的时候，我看到树会开花。我在那边住了十几年，我不知道树会开白色的（花），我最近看到它有变色，会变黄色。好像四季一样。因为我以前站在阳台，就是想死。可是我现在看到花树，我就觉得，天啊，这么漂亮。可是在生命当中，你的注目力不在这里。”
他小心拍下层层叠叠的花树，也小心藏起温柔的自己。虽然大部分时间会套上厚厚的盔甲，以防御者的姿态出现。但你知道，那只是他的保护色。
有缺失的童年，要如何去治愈？
施宇的人生，从童年开始，便不断迁徙。三岁之前是在台南安平度过的，后来搬回峇株巴辖，随阿嬷一起住。一间卧室，阿嬷睡床上，他睡地上。气喘跟随了整个童年，“阿嬷总会从床头柜拿出万金油或豆蔻油，用她粗糙又温暖的手掌轻拍我的背和胸口”。
这些症候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生命中的缺失。一些人的离场和缺席，似乎引起了身体的微微抗议。
“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快乐的事情。小时候不太懂，长大之后就觉得是很不快乐的。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对墙壁演戏啊，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是真的很不快乐。”
随着童年结束，哮喘也悄然离场。然后在某一天，以另一种疾病的形式回归。施宇在书里写：若过敏是原生家庭欠下的债，那免疫系统的失控，就是对父母不满的暴动。
他解释说：“我觉得好多病是这样子。你长大好了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种过敏的疾病。所以那时候医生说，我可能是因为这样，变成是皮肤的过敏。”
这部分不愿被触碰的记忆，并未在书中占过多篇幅。施宇认真的说：“你的笔可以带着你走。”
“一开始我是写我的皮肤，施暴的部分是忽然间来的。可是那一篇我写得非常顺，一气呵成。因为太过深刻了，它已经是变成我的基因了。这个影响跟着我一辈子，所以闭起眼睛我都能够写。可是我写完这么多篇之后，（唯有）这一篇让我去斟酌要不要公平地写。很奇怪的是，我以为我写的是病痛，可是我发现我应该写的是创伤。”
思忖再三，决定留下这一章。
“因为少了这个部分，它就不真实。我不想去美化我的人生，或者我的病痛。”
每当夜幕降临，透过城市中的万家灯火，施宇总能捕捉到一些温暖。窗内灯光温暖，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是他心里的“美景”。
“我很羡慕那种家庭健全幸福的人，小时候不会，现在会羡慕。我所谓的“美景”，就是我好像那种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会在窗外看。我从以前到现在都会有这种心态，我很喜欢看万家灯火。不管是去香港也好，或者我家对面的公寓也好，我就会开始编剧情，这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在做什么，一家人在吃饭，在聊什么。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悲哀，但会很好奇。因为我不熟悉这个。”
小起大落的人生轨迹
在电台做DJ，是施宇一直以来的志向。他回忆说，“我从小就听收音机，因为有人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孤单。我的志向是很准确的，从小就立志做广播演员。”
“以前就想当有名的DJ，在广播界有一席之地。”
在传媒界游刃有余的施宇，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平台。与童年一样，一直在迁徙，却始终无法治愈自己。
他自我分析道：“可是到后来，我觉得表达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表象的看法。我内在所需要和缺失的，应该是跟人的链接、亲密感。你看我的人生，还是跟人没有创建太多联系，没有链接。像是你戏演得再好，你以为你是追求一种艺术的表演，但其实想要得到的是观众的认同，可是你是不受认同的。我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写得再好，我表达能力再好，即使我出了书，但我总是觉得在亲密关系的创建上，我并不是做得很好。”
今年开始，他接触到萨提尔，并去学习心灵成长课程。施宇很坦白，“我要了解过去，才能够为现在的我负责，要不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很讨厌我自己。”
（编按：萨提尔模式是家庭治疗先驱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所开发出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这种疗法透过处理与家庭相关的个人行为、情绪和认知，增进家庭关系和沟通，帮助个人克服过去创伤，得到内心的和谐与平静。）
“我以前是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的，我一定要往上爬，因为要证明我的能力。结果我就掉下来，在事业高峰掉下来，很多次了。我的人生是小起大落，不是大起大落，这是我的自我讽刺。所以我没有一个长久的事业。好像股票，刚涨的时候，就掉下来，我太习惯了。”
施宇对自己很苛刻，他常常在自责。“我很喜欢控制自己的人生，因为我缺乏安全感。”
甚至后来患上慢性湿疹，一度住进医院，他也在不断追问自己，“怎么我会把自己搞到进加护病房？因为我是在打仗，不可以打败仗。我没有想过我会打败仗。”
“我是花了一生去处理我的问题。“
学习萨提尔课程，以及写书，对施宇来说，都是清理自己的过程。在书写《死去，活来》的过程中，很意外的，他整个人都很平静。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清理，写书只不过是刚巧天上掉下来的一物，逼着我用书写的方式，一定要写出来。所以它是我整个生命清理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可是当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原来我清理得差不多，所以我不会有太激动的情绪。”
他补充说，“就好像在讲一个过去的恋情，还是很轻的，没有这么戏剧性。是会有一种沉淀感，遗憾也有，悲凉也有。但是它不会有这么起伏，就很平静。那就表示说，可能我清理我的人生，已经算是不错了，我要给自己掌声。”
在书中，施宇记录了为他治疗过的医生，也一一感谢了身边的朋友，却唯独漏掉了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好像没有在这本书里面感谢过我自己。但是透过这个访问我要谢谢我自己。”
忠于自己，跟文学挑战
在《死去，活来》中，施宇打乱线性叙事，开头便是从加护病房醒来，以倒叙的方式回顾十多年来的病痛折磨，中间不时插叙，童年的缺失，与成年后的病，一明一暗两条线。阅读的人慢慢跟着线索，一字也不敢漏掉。
施宇将这次创作视为“跟文学的挑战”。他称，“虽然说我有写作的经验，可是都是写专栏，或当杂志记者。我想利用这次写书的机会，跟文学挑战。我大概知道说市场需要什么，就是那种轻松、直白的（书写方式），可因为那是我的书，我可能一生只写那么一次，所以我要忠于自己，跟文学挑战。”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么赤裸裸的书写方式。虽然说我是跟文学挑战，但不一定这个作品是服务文学的，而是服务一些不被了解的人、渴望被认同的人，或者被误解的人。当然在黑暗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自己，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人是群体动物。虽然那个过程，我走了十几年，很难很难。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本书得到一些力量，不要放弃。”
“这是我用血泪写出来的，我觉得我应该大声说，我想跟你分享。就像我做了一个蛋糕，我想请你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