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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宁忘一寸丹:陆庭谕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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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庭谕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一个极大的异数。

他延续了林连玉刚烈的意向和与权威不妥协的坚韧态度,一生与他深信居心叵测、企图消灭华文教育的政权作抗衡。

他不断苦心呼吁华社要醒觉,猛烈抨击破坏华教者,作为一位贫寒教师,他的资源显然是有限的,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里所散发出的力量和光芒,却能那么明亮的照耀着华教坎坷不平的前途,思之令人荡气回肠。

当然,陆庭谕在巨大的政治势力下不可能力挡狂风。

他有亢奋的时候,也有颓丧的时候,他巨大的孤独感就像他沧桑的眉目间那么深邃。他退休后有更多的,是他看到同志们似乎近与乐于状况而失望和遗憾的时候。

近年来,他就直接地说过,他将会给华教“送终”,这是极其消极气结的话,也使到华教人事感到有些尴尬。

他说:“宏愿学校的设立、英化华小数理科政策的实施,使我沦为华教‘送终者’。”那委婉若悟的语调背后,我们读到有太多的慨叹和憾意。

陆庭谕(左二)一生奋斗和追求的目的是华教必须得到平等对待;图左一为笔者何启良。(图片来源:作者脸书)

陆庭谕一生奋斗和追求的目的,“华教必须得到平等对待”,竟然无法在他的晚年蜡烛成灰时实现,甚至离他的基本理想甚远,这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剧性。打从林连玉开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奋斗就没有停止过,挣扎了百年、两代人、一个世纪,奋进者如陆庭谕仍然感悟华教必然死亡的命运。这是陆庭谕的悲剧,还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悲剧?

陆庭谕是一位“吾往矣”的独行者。

他静坐、罢食、落发,都是相当无奈的行为,这些举止,都是所谓“微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不知他者当然谓他偏激,然而,真正知他者,谓他丹心一片。

显然,这些举止并不只是要抒发个人内心的悲愤与哀伤,或轻佻的恩怨情愁,而是对威权绝对不妥协的表示。在一个协商又人心向背的时代,他看到那些能扭转大局的人不愿站出来力挽狂澜,那只能让一个身轻言微的穷教师来冒死进谏了。

难道他不知道他不能拨乱反正吗?就如他所言:“即便是螳臂当车,我们也要当它一当的。”(见〈陆庭谕告东甲选民书〉)他与官僚对抗、为文化请命,显然是延续林连玉精神为己任的。

图为1984年,因吉隆坡教育局指示小学必须在每周集会上使用马来文,陆庭谕静坐抗议。(图片来源:作者脸书)

陆庭谕与林连玉的职业背景和文化志向有极为相似的地方。然而有一点最大不同点是,他生于马来(西)亚,是国家不承认的“土著”,对于这块土地的感触和认同,应该比林连玉更为深厚。林连玉是南来移民,其马来亚公民意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萌芽的。然而陆庭谕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我把我的青春献给我的祖国马来(西)亚”,像沈慕羽一样,他的原乡身份是没法被置疑的。在这一点上,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在本土化进程中的深化与扎根,沈慕羽和陆庭谕的跋涉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陆庭谕追随林连玉颇早,铁心为华文教育奋斗年青时代已成定局。他追忆说:“我初出茅庐之时,林先生告诫我说:‘要说正面的,不说反面的;要说积极的,不说消极的;要摆事实讲道理。’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见陆庭谕:《我们的这一条路》,页75。)

彼等手足情深长达半世纪,灿烂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星空的“双子星座”。他们亦师亦友,就盛情而言是亲朋,就辈份而言当是师生。他们参与过政治活动,但没有参与政党。林连玉是不懂政治的,陆庭谕亦然。两人皆气盛言精,对华教思深虑远,但是就政治斗争与权衡艺术,似乎并非他人之敌手。他们肯定检点自己是否真有从政之才或手腕,于是只愿意在大选时客串一下。廖文辉说:“他是一面照妖镜,一切的魍魉魑魅,鬼蜮伎俩,在他面前都得现形。” (见《华校教总及其人物(1951-2005)》)。说得极为形象化。

与林连玉相比,陆庭谕既有不幸,亦有大幸。(图片来源:作者脸书)

与林连玉相比,陆庭谕既有不幸,亦有大幸

所谓不幸,是指境遇。他被狙击,教职岗位被人申请它调;事实上,陆庭谕曾被政治势力逼害,这是已经公开的秘密。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胆怯过。像林连玉一样,他是把华文教育当作一种革命事业来看待的。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殉情、殉难、殉国与殉道之间,尤其是殉道精神,最足以泣鬼神而顽石点头。有史以来的仁人君子,忠臣烈士,尤其是一个革命家那种信念,真是不朽的精神。就由于他们的殉道精神,人类的精神文明才那么灿烂辉煌,人类才有了新希望。”(见陆庭谕:‘代序:耶苏、殉道者及《我们的这一条路》’,《我们的这一条路》,吉隆坡:东方企业,1992,页11-12。)

所谓大幸,是指他毕竟未违心愿,生而有慰,慰自己的信念而话。荡荡然然地选择了一条自己倾心地路走下去,虽然崎岖却充实,即使倒在途中,亦不乏慰籍。既慰自己,亦为他人。他常引《论语·里仁》篇中的两句:“德不孤,必有邻”,显然这是一分用血染的脚印去签署后来者的通行证,也是一种价值风范或生存方式。

陆庭谕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所代表的,是一股刚毅的力量,但是对于组织要位,他始终并不热衷。

他与沈慕羽长期合作,在教总内处于第二位人物,似乎从来没有要夺取主席职位的意愿。沈慕羽退休时说“陆庭谕做事,我放心”,明显希望教总代表选陆庭谕代替他,但是教总代表却选了王超群

这个结果,不只是对沈慕羽奉献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对教总内强硬实力的否决。与其说这是陆庭谕个人在华教运动里某种意义的失败,不如说是对林连玉以降教总内强硬实力的怀疑。聪明者如沈慕羽,难道没有看出这个力量在教总以致华教运动内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沈慕羽点名让位,极有可能是“革命”感情的缘故。按陆庭谕已经作了教总副主席多年,作正主席是名正言顺的。

笔者何启良博士与陆庭谕合影。(图片来源:作者脸书)

一个倔强、不妥协的陆庭谕给我们的启迪,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其现实意义,在于这一态度的现实针对性仍然是当前华教工作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的一条途径。而其一生的历史意义,在于表现了华文教育忧患意识的价值自省。

其实陆庭谕一生经历其实相当简单。一生教学,从小学教师,到尊孔中学任职,到退休为止,其生活糊口不过是一位贫穷的教员。

相比于圆融显达的黄润岳,名家世族的沈慕羽,陆庭谕只是一位“穷达以时”、更普通、更平民化的人物。然而,就是以这样的身份,起无数波浪;以一人之孤独与寂寞,影响一代华教运动的沸腾。

柳亚子有诗云:“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丹心取义的陆老师,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是我这一位卑微的生活者一生中情动最深的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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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良

1990起受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至今,现为政治系高级讲师。已出版了中英专著十余种。主要著作有《面向权威》,《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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