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毕业生求职不易，这阵子约了朋友见面，大多数的话题都围绕着求职的辛酸史。朋友J是个例外，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决定录用她，她却毅然拒绝。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为她的未来感到担忧，也有人不解她怎么那么想不开。
她笑着解释，工作环境很好，压力也不大，只是和同事相处出现问题。一旁的朋友恨铁不成钢地表示，“你就忍一忍嘛，出了社会就是要学会忍耐。现在经济那么差，很难得遇到一份好工作，不应该那么容易放弃。”
J是公司里年纪最小的职员，她长得漂亮谈吐大方，很快就和同事们打成一片。一切看似很顺利，直到公司里和她年纪相仿的男同事表示对她有好感。
从那天起，J的恶梦开始了。男同事殷勤地照三餐给她发简讯，下班后邀约她单独吃晚餐，没有上班的日子不时偶遇，甚至加她的家人同学为脸书好友。如果是两情相悦，这些行为自然成了浪漫的举动；但这只是男同事的一厢情愿。
她试着婉转地拒绝他，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络方式，但男同事依然不死心。同事们也做起了媒人，一直起哄：“他人真的不错，给他一个机会啦！” 、“你们俩都单身，不妨试一试！”、“不要想那么多，先一起去吃个饭。”
J说，被人喜欢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男同事的喜欢是负担也是恐惧，“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好像他喜欢我，我就应该接受。”朋友继续问道：“这算是性骚扰了吧？你怎么选择沉默啊？”
J无奈地笑了笑，她曾向其他同事反映自己的不适，但他们都觉得她太无情了，没有为男同事的付出感动。为什么选择沉默？身为社会新鲜人，她害怕投诉后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担心遭受打击报复，只好忍气吞声。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性是禁忌也是羞耻的，我们接受的性教育也不足。因为不理解，所以难以判断界限，性骚扰的标准也变得模糊。很多人认为“牵涉性意味”或“与性有关的行为”才构成骚扰，但只要对方的言语、行为或眼神让人感到不舒服就可构成性骚扰。
很多时候，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行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因此当事人的感受变得更加重要。
像J样的受害者，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男性也可能是受害者。我们听到的故事里，受害者往往是女性，所以会有种”只有女性受害”的错觉。但调查显示，不少男性也是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骚扰面，不分男女，任何人都可以是受害者。
社会期盼男性拥有阳刚气质、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当他们试图表达情绪或寻求帮助会被视为软弱。即使他们鼓起勇气发声，很有可能会成为人家的笑柄。有些人会认为性骚扰并不会为男性带来伤害，他们是“赚到了”，是受欢迎才会得到青睐。这样的说法显然无视了受害者的感受，进而阻止受害者揭露自己的遭遇。此外，有人认为男性有足够的力气去反击，是受害者没有认真拒接才会遭到骚扰。然而，无论男女，在面对骚扰行为时，都会感到羞愧、惊慌，脑袋一片空白，无法及时求救也是正常的。需要为骚扰行为负责的是加害者，而非没有尽力阻止对方的受害者。
这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揭开自己的伤疤、分享自己的故事。勇于发声的受害者需要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他们害怕事后遭受报复，担心被污名化，也不清楚举报方式是否有用。
即使受害者选择鼓起勇气发声，马来西亚并没有针对性骚扰的相关法案。虽然《劳工法令》（Employment Act）及《刑事法典》（Penal Code）都有对类似骚扰行为有所规范，但相关法令漏洞甚多，无法根治性骚扰的问题。
《1955年劳工法令》第2节把性骚扰定义为“在受聘时的工作时间，任何与性有关的不良行为，无论是言语、非言语、视觉、手势或者肢体接触上，针对一个人进行羞辱、冒犯或构成威胁。”
《劳工法令》第XVA章规定，一旦接获雇员有关性骚扰的投诉，雇主必须在30天内进行调查。如果雇主认为该骚扰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他可以在30天内以书面形式拒绝进一步调查。若投诉遭到忽视或对调查结果不满意，受害者亦可向劳工总监提出申诉，劳工总监可能会指示雇主重新进行调查。但性骚扰判定标准始终交由雇主进行评估，评断标准较为模糊。如果进行骚扰行为者为公司职权最高的人，调查者无法忽视骚扰者的权力压迫，可能无法有公正的调查。
当性骚扰投诉得到证实，雇主必须对进行骚扰行为的雇员采取法律处分，其中可包括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解雇该雇员、降级该雇员；或者在雇主认为公正合适的情况下施加任何较轻的惩罚。如果是无薪的停工惩罚则不得超过两周。此外，若进行性骚扰行为者是雇员以外的人，则建议将此人带到其所属的适当法律当局面前。就目前而言，《劳工法令》对于性骚扰行为的处罚相当轻，难保骚扰者不会再犯，这也是《劳工法令》里不完善的地方。
若有性骚扰相关案件，警方通常会引用大马刑事法典第354条文、355条文、377条文或509条文进行控诉。第354条为意图侵袭或暴力侵犯个人之贞节尊严（modesty）；第355条文针对暴力攻击、意图羞辱人；第377条（D）在公共场合或私人场所有不雅的行为；第509条为意图以语言或手势侵犯个人尊严（modesty）。刑事法典并没有给予个人贞节之尊严（modesty）明确的定义，因此必须定义嫌疑犯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受害者的个人尊严，而该定义则交由法庭个别诠释。
此外，受害者必须在法庭内公开说明被性骚扰的过程，而且必须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如何不同意遭受骚扰。这也意味着受害者要留下反抗、拒绝性骚扰行为的证据。然而，不少受害者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来不及作出反应，他们缺乏应对骚扰的经验，只好顺从。
在面对不平等的权力地位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难以说不。在无法拿出证据的情况下，控诉常常会以证据不足为由而被驳回。同时，受害者也必须面对被告律师的各种提问质疑，受害者的私生活、过去的交往经历等都被摆在台面上。对受害者而言，在众人面前反复叙述自己受到骚扰的过程，可能是二次伤害。
不少人呼吁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我觉得愿意站出来举报骚扰者的人都很勇敢，他们揭露了这些隐藏的黑暗故事，让骚扰者露出真面目，间接保护了其他人。但我认为选择沉默并不代表懦弱。在缺乏性教育、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站出来的受害者只会再度受到伤害，不是每个受害者都愿意站出来面对这些非议。
妇女部表示，将会在今年内将性骚扰法案提交至国会，但这还不足以解决性骚扰的问题。即使有了法律作为保障，我们仍需要营造一个能让受害者勇于说出自身经历的环境，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指控是难以启齿的，也没有人会谴责受害者。而所有人都应该学会尊重别人的界限，即使对方只是婉转地拒绝，就算你觉得自己并无恶意，纵使女孩穿着短裙，你也不应该在语言、行为、眼神上任意妄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