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的2020年，除了对各大行业带来重击，更让原本就处于寒冬期的书商接二连三陷入困境。文学爱好者熟悉的大将出版社、青少年读者熟悉的红蜻蜓出版社、在社运与政治圈拥有非凡地位的文运书坊、以及本地漫画出版业的巨擘角川平方等，都相继面对现金流与财务问题，在网络发出求救信息；不仅如此，近日还有传数家大型书店计划关闭多处分店⋯⋯究竟反覆无常的疫情会否成为压死出版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版业还有生存及改革的空间吗？如果真的被迫结业，二三十年来埋首在书堆中耕耘的出版人与书商该何去何从？
出版社或书店面对财务问题，受牵连的除了内部职员，还有这一产业链中的每个单位，包括供应商、印刷商、作者……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大马各产业自2020年3月18日行动管制令期以来已遭受首轮打击，除了非必要性质的服务领域业者，民众一概禁足家中无法随意出门。随着后来实施的复苏行动管制令，各行各业逐步恢复运营。
当经济逐渐复苏，业者抱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态之际，政府却于10月13日宣布雪隆、布城地区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后来更扩大至其他州属地区。这一回，苦苦撑了好几个月的出版业者再也无法硬撑，在网络发出求救信号，发起促销卖书。
将仓库存书套现周转，已是他们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了。
文运书坊创办人张永新：只求每月收入够支付员工薪水就够了
“你问这最后一根稻草会把我们压死吗？不一定。不过也很有可能会压死，很有可能我们顶不下去了，因为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人称张老板的张永新于1998年创立文运书坊，专门出版、发行与售卖关于马来西亚研究、社会科学及文史哲书籍。他告诉《访问》，出版社除了是一本生意，也肩负社会责任。
“我早就知道这门生意不好做，也不是赚很多钱，当年创立的时候也还怀疑能不能够存活。结果，我们至今生存了20年，其实算不错了……”
他说，从2011年开始，小型独立出版社蓬勃发展，纷纷出版左派书籍、另类的诗歌、小说集，在地出版书籍在市场上各放异彩。直到2015年开始出现走下坡的趋势，随之销量、出版量逐年下降。
“我认为，下降的趋势分成两个部分，一来是潮流退了；二来是盛行时期很多小型独立出版社一窝蜂出版大量书籍，忽略了书籍的基本素质，比如错别字、语言、语法等。读者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类型的书，就不觉得特别，也没有了兴致。”
“文运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向来出版批判性或政经文教书籍，有自己的受众群，大众市场的兴衰反而对我们影响不大。盛行时期没有高峰，低靡时期也没有谷底，就是一直保持平稳。”
他续称，因为自家出版的书籍不多，分销占了约70%营业额。当小型出版社逐间倒闭，少了各类书籍供应作为分销，书籍选择减少，收入也减少。2018年509大选，文运因批判性书籍销量大增而赚钱；2019年营业额又出现下跌趋势。
“这个2020年即使没有新冠疫情，我们仍然会面对困境，财政方面还是面临亏损的，而新冠疫情就如同更大的打击。”
“以往若是书店订单不多，当大学或社团有活动时，我们可以去摆卖书籍。即使只是卖出数百令吉的书也没关系，也是一部分的收入。如今，不鼓励举办群聚活动，连这些（书展）收入都没了。”
他认为，如果文运书坊真的撑不下去被迫结业，自己就得承认这个现实。
“从开始创立时就已经决定，我们不要接受别人的捐款，也不接受资助。所有的事情我们动手去做，每一分钱靠自己赚回来。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如果哪天真的做不下去就干脆关闭，不要负债，至少每一步坚持走到今天20年，已经很不错了。努力经营是事实，我做不下去也是事实。结束，也无话可说。”
他道出，每当他提起文运很可能撑不住要关闭的时候，身边人总跟他说：不可以关，文运多年来成就了很多事情，也负上社会责任，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我知道不可以也不应该关闭，最好不要关闭，要继续做下去…… 但就是有那么一天，就像现在这样，我们的收入不够支付营运开销，薪水支付还得动用储备金。我也不求赚钱，只要每个月的收入足以支付员工薪水和营运开销就够了。”
他有感而发地说，若有一天电子产品完全取代书籍，即使书本完全消失，知识传播仍然存在。
“很多东西被淘汰，这是时代的转变，但是我相信书籍这个媒介不容易被淘汰，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长的路可以走。”
“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有一天重新兴起看书的潮流。现在可能很多人认为可以从手机、电视、有声书等吸收知识，但或许他朝一日，大家会觉得书还是很重要，然后重拾书本。”
“不然书也可能变成一本精品，书店就变成精品店，小型书店，少量书籍，将书本做得又精又贵。”
红蜻蜓创办人许友彬：如果熬得过这个坎，我想实现第二个梦想
关于书籍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现今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道题，红蜻蜓出版社创办人许友彬坚定表示：“有必要！无论科技怎么发达，小孩子还是有需要读书。”
他娓娓道来，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电子科技产品对儿童视力不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过滤网”的问题。适合少年与儿童阅读的书籍从出版程序到读者手中，整个过程至少有三个单位把关，分别是编辑、校方和家长，这是目前网络阅读无法完善取代的事。
红蜻蜓出版社从1999年成立至今21年，陪伴着无数读者成长，无论是童书系列还是少儿小说，都是九字辈年轻人最熟悉的读物。
“红蜻蜓出版社从1999年至2017年平稳发展，从2018年就开始走向亏损，我们尽量节俭开销，才刚好可以维持营运开支。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原本的合伙人就有感出版业将开始走下坡，提出转让出版社的建议，但我不舍得。”
“他是这么说的，趁还有大型出版社愿意出钱的时候就卖掉。后来因为我不愿意，合伙人就把自己的股份卖了，也不是卖给大型出版社，而是卖给我们合作多年的印刷商。”
他坦言，大型出版社一般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若是将股份转让给他们，就等同于中断和原有印刷商的合作。撇开工作不谈，站在情义的角度，是应该互相照顾。
“该印刷商从十多年前开始帮红蜻蜓印书到现在，我们没钱的时候就欠他钱，有钱才还钱，向来都是有商有量。而且，红蜻蜓每个月印刷量相当大，印刷厂许多员工都靠我们吃饭。”
他续说，印刷商变卖部分产业，花了数百万令吉买下红蜻蜓股份。然而，却面对资金吃紧，勉强维持营运的阶段，他直言自己对不起股东。加上疫情打击，从行动管制令至今约九个月时间，仅仅是分销至实体书店的收入，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50万令吉。
为了让红蜻蜓能够熬过这个坎，他将公司产业抵押给银行借贷周转，甚至用个人名义当担保人。
“如果红蜻蜓真的破产，我自己名下的产业也会受影响，包括我住着的那间房子。但是我想着，为了让它能度过难关，那就没关系了。”
他指出，如果早在宣布行动管制令之际下定决心停止营运，遣散公司职员及时止血，或许还来得及索回部分资金。而同样的决定放在今天，不止拿不回钱，还得倒贴还贷。
“其实我这把年纪了，关闭就关闭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新闻说三万多家公司倒闭，我们可能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但是后来，当我一公开说明困境时，获得读者的热烈反应与分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看见作者、读者们都觉得惋惜，那就想办法撑一撑吧。”
“我们办卖书活动集资，但不接受捐款，有的热心读者甚至直接汇款200令吉给我们，叫我们随机寄出书籍就好，什么书都可以。也有不少善心人士反映说想出钱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决定进行‘待用书本’计划。”
他说，“待用书本”计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点一点，积少成多”和“一半加一半，大于一”。前者是根据所获得的善心人士款项，依据受惠单位的需求，选购红蜻蜓图书。后者则是超过2000令吉款项的支持，红蜻蜓将加码送出同等价格的图书予受惠单位。
他回想过去出书的时候，2005年出版的小说《七天》，前后共卖出5万本，不禁感叹如今一本书要卖5000本都难。
“现在作者多了，书多了，读的人却少了。所以我觉得，红蜻蜓在这二十年里面办过少儿小说比赛，培养了约20名作者，出版多部小说，陪伴很多学生成长，这样也算做了一件挺不错的事了。”
“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当别人都想着要怎么赚钱来维持运营，我倒不是这样想的。我想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挺过这个难关，接下来要怎么发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若只想着要往赚钱的方向去做，那没有意义。而且，书也很难赚钱；如果想要赚钱，我们应该是在红蜻蜓网站卖其他赚钱的附属产品，而不是打书的主意。像我这样老了，如果纯粹为了钱，就更没有意义了。”
他的另一个梦想，是出版本土化的儿童绘本推动幼儿阅读，里头画着我们熟悉的校服、橙色校巴、热带动物等等。而这一个梦想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仍然是个未知数。
角川平方出版人蔡锦豪：若疫情拖个五年十年，哪个行业都会垮
当角川平方出版人蔡锦豪轻描淡写地说：“出版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压倒的。”似乎同行业者所面临的困境与他无关，但其实不然。角川平方规模之大，让他的压力比一般小型出版社多十倍。
“从公司开始运营以来，我们从来不曾试过零收入，这是大环境的问题。出版业不单单只是出书，它是一个产业链，出版、印刷、批发……包括书店、书展这些其他活动都在这条流水线上，出版只是其中的一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几乎瘫痪。”
他一语道出问题的核心，是销售通路。销售通路瘫痪，消费者无法实体消费，出版商只剩下网络可以与读者连接。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其实这个打击也让出版业者认清自己公司的弱点，想办法改进。”我接着问，漫画出版的弱点是什么？
“我们所出版的漫画，读者都是低年龄层，他们在网络消费会面临一定的难处，而付账方式是主要原因。很多时候他们得依赖父母进行信用卡或其他转账服务，而实体消费就不同。”
蔡锦豪指出，民众的消费习惯与城市设计息息相关，在台湾、日本等国家，设有商圈街道（walking street），但马来西亚的现象是，民众都在购物商场里。因此，只要购物商场无法如常运作，没有人潮，基本上所有生意都会受影响，包括书店。
他续称，以往只要口袋里有零用钱，小孩就可以在书店将书架里的漫画，干脆地“扫”一堆放进购物篮，欢喜地带回家。如今只剩下网络销售，出版商必须在短时间内大量宣传，将原有的读者引导到网络平台。
“以网购来说，消费者还要承担邮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利润，让消费者认为值得，才会有回头率。”
“网购的增长率比起以前是数百巴仙提升，虽然它不能抵消公司的整体销售，但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关键在于：快。我们的网络支付方式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慢，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脚步追上，和时间赛跑，而且一定要跑赢，跑不赢就完蛋了。”
他列出三个解决方法与未来发展方向，有望让出版业度过眼下的难关。首先，管控公司现金流。他将现金流比喻为人体血液，如果中风，一就是医不好；二就是“医翻都嘥药费”。
“第二是改变对出版的认知及心态，出版书籍不再是出版业的单一业务，应该要把出版业当成是内容行业，把它变成知识产权，进行跨媒体合作。比如我出版漫画并不仅限于漫画书，它还可以将内容延伸至不同媒介如电子书、有声书、动画、舞台剧、小说等等。”
他继续说，开拓海内外市场也是策略之一。目前的状况已经让出版业者认清，原有的三五个销售管道一旦受阻碍，就此路不通。因此，开拓通路到海外市场，一是触及率增加，二是赚取高兑换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危机感不是疫情之下才感觉出来，而是在日常经营之中就得未雨绸缪，那才有机会…… 只是有机会，但不保证一定熬得过去。毕竟，如果疫情拖延五年、十年，哪个行业都会被压垮。”
大将出版社董事长周若鹏：向来没善用网络力量，这次我们学会了……
大将出版社于9月30日推出的“买书撑大将，救己也救市”活动，是中文阅读圈中第一个发起的买书撑出版社活动。大将出版社董事长周若鹏在网络发布该诉求帖文时写下：有没有至少5000人，希望大将撑下去？这是文案，也是他的内心话。他犹豫了两个月始发出求助帖文：“这很难，但我们真的缺钱。”
在周若鹏的预料之外，“买书撑大将”活动引起读者热烈回响，原以为要慢慢进行至12月才凑足的2500张订单，超额完成；预先准备投放的微薄广告费也没有派上用场，出版社网络系统还一度因庞大读者群涌入而导致瘫痪。活动进行一个月时间，共接获近7000笔订单。
凡事一体两面，当很多读者热心支持出版社活动，也有人质疑这其实是商家的商业手法。对此，他表示：“行走江湖多年，这种传言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在这次的活动上，我900%问心无愧。我们清楚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支持大将，非常感谢读者的支持，让我们度过这一关，然而我们还要想方设法面对接下来的第二关，甚至第三关。”
他受访时说道，在这次的活动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可说是曾经忽略的问题。
“所谓的冷门书可能其实并不冷门，而是读者根本不知道市面上有这一本书的存在。”
他坦言，或许是以往没有将书籍的行销做好做足，才会导致一些书籍滞销。这次活动除了50令吉任选六本书之外，也有读者单项购买其他滞销的书籍。
“若是因为书本身冷门，不符合大众阅读喜好，那为什么这次却会不断有人选购呢？而且这些书并没有被列入促销栏目内。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行销手法不足。而日后要做的，就是善用出版社的‘迷你数据’，以后出书不要再让‘读者不知道’了。”
近期好几家出版社都各自在办促销卖书自救，而秉持着“本地出版社，都是我们的出版社”这一精神，大将出版社近日推行《我们不孤读》活动，定期为读者推介各家出版社的好书。
“与其各自呼救，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