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崇锐来说，为华文教育、华族文化服务是一辈子的工作。来自吉兰丹的黄崇锐夫妇，只凭着一腔热情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在退休后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走遍吉兰丹大大小小50多个村落，搜集华族先辈来到吉兰丹的历史踪迹，记录独属于吉兰丹华人的生命故事。他们将所搜集到的内容串联起来，结合自己的故事，完成了这本《溯源寻根：吉兰丹华人迁徙足迹》心血之作。
退休前的黄崇锐是一名小学老师，住在吉兰丹的唐人坡，已经是移民第四代了。今年92岁的他两鬓斑白，这一生不仅经历过英属马来亚时代和日据时代，也见证了马来西亚的诞生。
“少年时代的我们处于动乱之中。那时候的反殖民斗争汹涌澎湃，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参与了整个活动。从那个时候就树立了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理念。“
林连玉精神的传承
《溯源寻根：吉兰丹华人迁徙足迹》（以下简称《溯源》），是由黄崇锐与太太谭丽屏共同完成。可惜的是，谭丽屏于2016年11月因罹患鼻咽癌去世，无法亲眼见证最终成果。
完成一本书，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溯源》从资料搜集到撰写完成，黄崇锐与谭丽屏夫妇俩一共花了将近17年的时间。
从2011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到2016年临终前，谭丽屏始终惦记着《溯源》这本书。
“太太去世的时候，这本书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内容上只有少部分还需要再补足。”黄崇锐说。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她是丈夫最可靠的助理。“我主要是做采访，她也帮忙提醒我应该问什么东西。那么当我提笔，太太就帮我修改。她的华文比我好，她是高师（高级师范训练班），华文不错。在学校时她的华文也比我好。”
“还有，当我们要出发去采访都要自备午餐，所以她也要一早就起来准备午餐。”
年龄相差5岁的黄崇锐和谭丽屏相识于初中，当时的学校并没有年龄限制，因此两人是同班同学。
”初中毕业以后，我当了老师。太太选择到坤成高师去就读。之后我被派到吉隆坡去接受师职训练。当时林连玉是我们的华文老师，他上课时常常讲马来西亚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华文教育惨遭破坏、华人应该争取权利这些问题。在吉隆坡生活的我们，都受到林连玉老师这种为社会、为华文教育、为华族文化的那种感召。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黄崇锐和谭丽屏一做就是接近20年，只为了完成《溯源》。
《溯源》起点 丹州巴西巴力开拓史
1994年农历新年期间，黄崇锐夫妻和女儿来到吉兰丹巴西巴力（Pasir Parit）表舅许文卓的家拜年。从他口中娓娓道来的叙述中，黄崇锐第一次提笔写下吉兰丹村落的开拓故事。而这，就是《溯源》的开始。
“我的表舅告诉我们，是他的祖父许文吉开辟了这个地方（巴西巴力）。当时曾祖父许恭从中国南渡来到吉兰丹卡沙村，但因为生下的人口太多，长子许文吉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就沿着河流往上走，最后来到了一个叫“万蓝”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巴西巴力。”
表舅许文卓生动的描述顿时让黄崇锐产生浓烈兴趣。“我们认为还有许多珍贵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探索，以此来写华人迁徙的史迹应该就不难。”
华人的根在何处？
根据林开忠教授的分析，学术上分析看来，北马的吉兰丹、登嘉楼、吉打和玻璃市的华人研究是最为边缘化与被忽略的，原因是华人人口比例不多，且散落各地。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资料显示，吉兰丹约有4万4600名华人，仅占吉兰丹总人口约2.4%。
吉兰丹华人故事始于三条河流的连接点，即彭加兰达督河（Sungai Pengkalan Datu）、格玛欣河（Sungai Kemasin）与吉兰丹河（Sungai Kelantan）。《溯源》整本书的排序同样依照河口到源头，由下游到上游，符合“溯源寻根”的双关意思，同时也让有兴趣的读者能够跟着书中的内容顺序，通过陆路路线“溯源寻根”。
诚如书中导论所提到的，吉兰丹华人独特之处在于“农业是吉兰丹乡村发展的中心”，而非如西海岸城市一般依靠矿业或商业而兴旺。尽管哥打巴鲁也是商埠，但因为吉兰丹并没有深水码头，所以不能停靠大船，因此难以依靠商业兴旺。
不过，也因为吉兰丹的地理位置，早期中国移民更易抵达此处，因此马来半岛东海岸华人的迁徙与落户更早于西海岸华人，而吉兰丹的聚落，亦是自然形态下形成的聚落。
同时，吉兰丹从前是泰国的属地之一，当地的华人文化也免不了与泰国人、马来人的风俗融合，形成独有的人文地景。
土生华人或乡村华人？
吉兰丹乡村华人，是华人与暹罗人的后代，他们平时是以马来语参杂一些泰语与福建话来进行沟通。
而黄崇锐向他们采集故事时，都以福建话来沟通。
“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乡村的华人比’华人‘更’华人‘。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说着马来语，但生活习惯上保留祭拜祖先的习俗。但我觉得，这些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拜祖先是什么意思。而城市的华人因为现代化的生活习惯，虽然会说华语，但生活中却没有了祭拜祖先的习惯。”
“而且城市人也不知道有什么乡村，这些乡村在哪里，都只是听说而已，很多都不懂。反而（住在）乡村的人比较懂，乡区与乡区之间是互通的，来往得比较频密，通常也互相有姻亲关系。比如有人结婚，各地乡区的人都会发出邀请，他们都会来（参加）。所以他们就知道自己的亲戚在哪里、在哪个村落。他们人际关系往来密切，这些东西城市人反而普遍不知道。”
提到“土生华人”（Peranakan）一词，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槟城或马六甲的峇峇娘惹（Baba Nyonya），但其实吉兰丹的华暹后代，也被称为“土生华人”。
黄崇锐提到，“土生华人”一词是人类学家与东南亚研究专家陈志明教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对应吉兰丹华人的情况，而引用了印尼华人的例子来称呼吉兰丹华人。
“陈志明教授有做这个调查，早期在吉兰丹有些村民认为他们不是‘Cina Peranakan’，他们是‘Cina Kampung’，因为’Peranakan’的名称犹如要被同化了。可是现在大部分吉兰丹华人已经接受这个名词，他们有一个公会叫吉兰丹土生华裔协会，但是还是少部分居民认为他们不是‘Peranakan’。”
土生华人或乡村华人都好，华文教育对于吉兰丹华人来说，仍旧是不能妥协的一环。但当时在乡村里面建学校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
“我巴西巴力的表舅在60年代想要办华校。但是全村的华人都不会华文，包括他自己。他看到孩子没有华校，都要进马来学校，他也有点担心被同化。“黄崇锐回忆。
”当我们知道他要办校，我们就去帮忙，统计多少学生会来上学，一个学生要收多少钱、请一个老师要多少钱…… 校舍是他们自己建的，在乡村里面那种‘gotong royong’（大扫除）的精神，居民一起做、建一所学校，是现代城市中所看不到的。”
黄崇锐夫妇不计报酬，秉持着”该做就去做“的精神去做事，才会在搜集资料期间得到村民们的配合。“我们两夫妇去，他们都是很客气、很好地招待，所以大多数都很支持我们。”
家谱、神主牌、村图……一点一滴找回来
黄崇锐夫妇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仅靠自己的一份心力，希望能为吉兰丹华人记录些什么。
在拜访每一个家庭的同时，黄崇锐夫妇还用心地为每一个访问的家庭，制作属于他们家的家谱。
“我们在整个访谈中真正遇到有写家谱的只有两家人，一家是用拼音（音译名字）、另一家是用华文的。用华文的没有那么细致，用拼音的反而更细致。不约而同的是，两者写家谱的方式一致，即是从左至右编写。“
”这个家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整理出来的，待我们建成历史文化博物馆时，我们会让家属来领取。现在我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他们，去加入新的后代的名字，我交给他们后他们可以自己保留，因为这个对他们也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除了家谱，黄崇锐也收集了村民的神主牌、信件、捐款凭证、证书等。这些文物多数字迹模糊不清、潦草难认，或有很多特殊字体，需要多方寻找资料或是咨询专家的意见方可辨认。
在访谈期间，黄崇锐和女儿黄秀辉也向我展示了搜集到的神主牌，还示范了神主牌里的”机关“。所谓的机关，即长形神主牌外观写了祖先名字，往下推后就能看见内部则记载祖先的生卒年，安葬之处等等。
“我们到当地居民的家里时，发现他们根本不晓得怎么打开里面的机关，我们打开后，他们（指家属）才看到里面的内容，包括他们祖先的生卒事迹。”
访谈之时，黄崇锐清楚地一一叙述过去的事迹，丝毫不觉得他今年已经92岁了。尤其如今他仍会操作电脑，展示他为村民们编写的家谱，由搜集直至输入资料入电脑，都是他一手包办、亲力亲为。
不仅如此，黄崇锐还把自己在唐人坡的老宅用作华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并将17年间挨家挨户至50多个华人村落所搜集的史料、文物都摆放在该博物馆内，好让这些文物有归家之处。
当传说和事实混在一起该如何选择？
从搜集资料到书写成书，需要将搜集到的所有资料重新整理、经过筛选方可出版成书。面对大量搜集到的故事，甚至是无法考证的传说，黄崇锐保持的是保持客观，忠于历史。
“老人家所说的传说，我们没有采取。但地方的人都是这样讲，我们就跟着他们去看。好像那个最早的庙，赤脚村圣春宫妈祖的由来。传说是一个叫林伯显的人带着天上圣母金身南渡到吉兰丹，在赤脚督公村建立庙宇。这段故事摘录自拿督黄昆福的《吉兰丹和华人》，但是黄昆福并没有注明这段来源，我们就很难把它纳入到书里。”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鉴定林伯显是一个官员，这个找不到，很难找。林伯显后来如何建庙、如何与马来人洽谈建庙，还有传说中林伯显去世，马来人帮忙下葬，这些都是传说。传说的我没写，因为是传说，会越传越神奇。“
除了传说不写的标准外，十三行村的村史是黄崇锐遇到较难记载的例子。“十三行”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村里十三人莫名相继去世而得名，但因为先辈不允许后代谈论，而使得这十三人的故事不再流传。
“由于后代不知道十三行的名字来源，过后也没人知道十三人的确切名字和经历。早期十三行村也确实有着十三个坟墓与墓碑，但因为政府建立水渠和道路，很多都已经被挖掉，到现在只剩下一座坟墓。”
在每一次的考察中，不一定次次都能搜集到有用的资料。有时追踪了很久的消息、传说，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这些消息很多都是传言，我们虽然有去追踪，但无法证实的还是不少。”黄崇锐坦言。
据说，当村里居民因政府的发展计划而搬迁时，村里的神庙也因为需要搬迁而暂时将香炉寄放在暹罗庙。
“在搬迁庙宇时，香炉里面有一张纸掉出来。但是纸上面写了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华文看不懂，他们就塞回去。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赶快去追踪，我们有个同学带我们走森林的路，最后找到了这一家庙宇。结果香炉已经被移到暹罗庙了，我们又去暹罗庙，但因为时间相距太久了，香炉在哪里都没办法找到。”
所以在撰写过程中，黄崇锐尽量保留已证实的史实。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很少，因为我不是什么历史学者，如果我把我的看法写下来，我担心很多都是不正确的，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所以不要有我的（想法的）干扰。“
对黄崇锐和谭丽屏来说，《溯源》并非只是属于他个人的书，而是要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吉兰丹、甚至是全马来西亚的华人，希望将最忠实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
马来文版《溯源》即将面世
完成《溯源》后，黄崇锐其实心底藏着一个疑虑。“我在想，我所收集的、写的资料、出版的书是否有历史价值呢？”
对此，陈志明教授和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开忠副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肯定，认为《溯源》保存了珍贵的地方史料，才使得黄崇锐感到欣慰。
在访谈期间，黄崇锐多次表达了自己的遗憾：“现在我们收集资料其实都已经太迟了。如果我们再没去搜集，接下来更加没办法再找到人讲述这段历史，而当年我们在考察时就已经有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人问了。”
出版《溯源》以后，黄崇锐希望后代能更了解华人开拓吉兰丹的事迹，而且也更希望友族后代可以理解吉兰丹，甚至马来西亚都是华人先辈与友族共同开发的结果。
“我们正在把书翻译成马来文，要让马来族群知道、了解我们三百年前就已经开辟这里，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祖先共同开辟这个地方。”
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老人的离开而逐渐消逝。黄崇锐和谭丽屏两夫妇即不是历史学家、也非任何地方文史工作者，背后也没有强大资金，但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他们热爱的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
面对92岁老者的一腔热诚，惭愧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