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性教育中教青春期孩子用保险套，可以不可以？”
答：“当然是可以啊！”
但什么时间教？怎么教？谁来教？家庭能不能接受？这些才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教青春期孩子如何使用保险套，一般建议在12岁左右开始较为合适。因为这是发育期、也是孩子对于身体、情感和关系产生兴趣的阶段。太早可能孩子还无法理解，太迟，孩子可能早已“从别的地方学到”了，而且学的版本也不一定安全或健康。
除了预防怀孕，还有性病之外，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了解保险套一开始的出现，是为了什么？材质从羊皮、橡胶一路发展到现代的乳胶与聚氨酯，不断改良的过程，其实背后藏着整个人类社会对性与健康的思考进程。
不过，学会戴保险套，并不等于“你可以发生性关系”。性的发生需要情感的流动与沟通。青春期的恋爱，不只有甜，也有情感上的跌跌撞撞，甚至是失落和失恋。如果再加上未经准备的性行为，那种身心的冲击可能会更剧烈。
而当性教育师教导父母关于保险套的知识时，父母也可以把这些带回家，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这时我们也常提醒父母，不是把套子丢给孩子就完事了，而是要同时讨论：“什么是保险套？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不是叫你去做，而是希望你有需要时，懂得保护自己。”
当然，我们也理解每个家庭的性价值观不一样。有人觉得这是必要的预备，有人觉得这是不宜太早谈的议题。我们尊重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但也期待可以打开更多沟通的空间。保险套的知识是开放、健康的，而是否使用、如何看待，最终还是要回到个人和家庭的对话。
我确实真的很常听到这样的质疑：“教戴保险套是不是在鼓励性行为？”
我的回答是：“那你是希望孩子未来做爱时知道怎么保护彼此，还是希望他冲动做了、出事了，才来找你？”如果只是因为怕“太早说”就一直不说，那可能就是在用沉默换来更多误解和伤害。
再看一些现实数据，就会明白为什么这议题真的不是“太早教”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拖”。
马来西亚2019–2023年，全国青少年怀孕总计44,263例，其中17,646 例发生在未婚青少年。每年堕胎估计达9万起，而弃婴事件光是 2020–2022年就有256起。更别提性病感染中，青少年占比极高！2022年数据显示，淋病中22%为21岁以下、HIV新增个案中也有7% 是青少年。想了解更多相关数据，可以浏览国际妇女安全堕胎权利运动或者https://data.gov.my/。
而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只要他们知道：什么是避孕、什么是性病、保险套怎么用、什么情况下该说“不”。
所以接连两个相关的社会事件，真的值得我们去深思究竟本土的性教育是有多匮乏，甚至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性教育师想要在本土推行性教育是多么不易的现实面貌。
首先是不久前，拉曼大学学生会在校园举办“性别平等周”活动时，因派发保险套、举办性病预防展览、讨论多元性别等，被指为“推广性解放”而遭到联署反对。
这是在大学！一个充满独立思考与探索空间的地方，结果却因一个避孕套引起全国讨论。我们到底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位学会负责的成年人，还是继续装作没事、披着成人的外皮却有着脆弱童心的青年？
于我来说，大学里这个活动，和免费派送保险套、不该被妖魔化，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文明社会对身体权利与健康的基本尊重。
如果连大学生面对他人递来的保险套就担心引来他人异样眼光，家长就觉得这行为是可以被视为“鼓励性开放”，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动摇性价值”，那我反而会更担心我们的大马青年，真的有足够的性安全意识与保护能力吗？
其次更夸张的，是吉兰丹发生“同志派对乌龙事件”。警方误以为是一场男同性恋派对，其实只是大马艾滋病基金会监管的非政府组织SAHABAT所举办，防范艾滋病的宣导活动。这团体与丹州卫生局在2006年已经开始合作、共同向高风险族群，如静脉吸毒者与男同性恋者推展健康教育与实地活动，以提高他们对艾滋病、性病、丙型肝炎的认知，进而加强预防策略并在患病早期接受治疗。
如果连专业、合格的防艾教育都能被误会为“乱来”，我们对性知识的误解与污名就真的太严重了。恐同，帮助不了子民。恐惧，也不会减少疾病。
所以，我们该问的不是“教不教”，而是：“我们有没有在教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用爱去教？”法律可以作为底线，比如合法性行为年龄就是一个明确的界线。但孩子真正要学会的，是尊重，是责任，是在情感里保护好自己和对方的能力。
所以真正做着性教育时并不只是在讲避孕或预防性病，更多是讲理解、讲同理、讲尊重。不是教孩子去做，而是教他们怎么不做、不勉强、不伤害；要做，就有能力做得安全，做得明白，做得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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