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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组成马来西亚的?

61年前的9月16日,一个叫“马来西亚联邦”的新兴国家,在英国、美国与澳洲的祝福下诞生了。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英国人给予祝福,你尚可理解,因为这一片土地过去是英国殖民地,但这又关美国与澳洲什么事?

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成立细节,我们不理解的地方还很多。

 大马的成立,与我国教育体系所灌输的内容是否全然相符?(图片来源:Freepik)

大马的成立水到渠成?

比如,这个计划在1961年提出时,摆在英国时任首相麦克米伦案上的,是一个叫“大马来西亚”(Greater Malaysia)的新政体,它涵盖了汶莱,而华人习惯使用的“大马”缩写,就是源自于当时的华社,对这个新政体的最初名称所作的简称。还有,马来亚联邦一开始对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提出的这个构思,是采取保留态度的,因为他们不太愿意让北婆罗洲(沙巴)和砂拉越分享联邦政府的主权。

我所提出的这些细节,貌似跟我国教育体系对我们所灌输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因为在现有教科书里书写的大马,是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远大宏伟的想法,而且,它的成立也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的。

实际上,大马的成立绝非偶然,当然,更不是水到渠成的。就如前文提到,“马来西亚”的这个构思是李光耀在1961年4月24日的一场会议中,向马来亚联邦的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的。尽管这个构思获得时任副首相敦拉萨和英国人的认同,但东姑对这个计划还有所保留,因为根据英国国家档案局的解密档案揭示,伦敦一开始希望能够与马来亚联邦共管沙巴和砂拉越。

所谓的“共管”(condominium),是英国在1961年设立的倡议中大马调查委员会(PFMCE)在1962年2月2日向伦敦提出的三种“合组方案”之一。根据解密文档,这个委员会所提出的另外两项方案,一是将大马主权立刻移交给联邦政府,二是设定一个过渡期限(transitional period),在过渡期婆罗洲两邦的主权就暂置英女王之下,当两邦已有足够的自治能力,才将主权完全移交给联邦政府。

1963年7月9日,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议》。(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

“共管”与自主的僵持

东姑反对英国人所倾向的“共管”,并坚持要获得完整的主权。这一度让大马计划的谈判陷入僵局,PFMCE在4月9日的观察报告中表明,伦敦担忧经济远比马来亚落后的北婆罗洲(以及砂拉越)在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的利益会受损而提出要共管的想法让东姑反感,因为后者不认同两邦应该受到特别对待。

为解决这个僵局,北婆罗洲总督府和砂拉越总督府分别在4月19日和5月3日向英国外交部提议采用双轨模式:将国家主权完整移交给联邦政府,同时为婆罗洲两邦设立自治地位。按这个模式,殖民政府与东姑政府的谈判,只需要专注在如何分配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即可。因为这方式很大程度地保留了联邦政府绝大部分的主权,让东姑感到满意,所以大马计划才得以继续进行。

这就是东马两邦在参组大马后,享有比其他马来亚州属没有的特殊地位,但在更多与国家主权相关的议题中,必须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历史渊源。换句话说,东马两邦在大马协定(MA 1963)里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是沙砂两邦的领袖耗时两年,与东姑为首的马来亚联邦政府角力后才得来的。

大马的成立,是集合多方角力、阻力和努力才促成的。(图片来源:Freepik)

那么,我在本文一开篇时所提到的祝福,又是怎么一回事?

英国殖民政府在完成上述所提到的谈判之后,将大马成立日订于1963年8月31日。这个日期,是他们刻意安排的,目的是要与马来亚独立日保持一致。但当时,大马计划让印尼时任总统苏卡诺很反感、菲律宾时任总统阿罗约当时也在声索沙巴,而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计划趁乱起事,整个局势是晦暗不明的。

因此,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8月3日亲自向英相麦克米伦发送电报,要求伦敦推迟大马成立的日期。至于新日期,就等8月5日举行的“马尼拉峰会”后,马来亚、印尼与菲律宾在大马计划中有共识才决定。而这场峰会所达成的共识,是马印菲共同邀请联合国派遣代表团前往婆罗洲展开民意调查,大马成立日就以代表团何时完成调查后才决定。

当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联合国代表团送回来的调研报告是正面的,由于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吴丹选择了在9月14日发布这份报告,所以英国政府就将新日期定在两天后的9月16日。而在吴丹正式发布这份报告的前一天,肯尼迪还特地向苏卡诺与阿罗约发信,警告印尼和菲律宾不要在大马日当天制造事端,不然就会终止一切援助。至于澳洲,因为大马成立期间的区域局势依然动荡,所以澳洲在美、英方要求下,加入对婆罗洲的协防。

所以,大马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婆罗洲政权能够顺利让渡,美、澳的祝福也是相当重要的。

1963年7月25日,公众在吉隆坡双溪比利机场热切等待东姑阿都拉曼的归来。(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

很显然,大马的成立,是集合多方角力、阻力和努力才促成的,所以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得来不易的,绝非单凭某一方所能够促成的。它既是所有大马人的共同资产,也体现着一套顺应普世价值的全民共识。

因此,只有理解大马成立过程的不容易,我们在9月16日这天庆祝大马日才算得上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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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惟诚

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以前年轻时做记者,现在教年轻人做记者;以前只在报章写评论,现在也在社交媒体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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