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陈桂恩，朋友叫我Karen，是一名礼仪师。从业23年，我陪过无数人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外界对这份职业的想象很多，但说到底，我们只是用专业素养，帮逝者和丧亲家属完成一场好好告别的仪式。
人生没有take 2，如果我们能用爱迎接一个新生命，那他们的离开，是不是也值得被温柔对待？
很多人以为，我们这些天天面对死亡的人，早就看淡生死、不再害怕。
我觉得，是，也不是。
一般人一生会经历几次亲人的离别？四、五次而已。而我，每一天都在接住死亡。我听过太多哭声，也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意外、疾病、抑郁、自责……每一种离开，都有一个破碎的故事。
所以，我其实很怕死。怕是因为我很清楚，生命原来可以随时中断。看着我年幼的孩子，我知道，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
42岁那年，我被证实患上鼻癌
2022年某天早晨，我和往常一样在厕所盥洗一番，结果吐了一口的血，血很多、很鲜艳。
我马上告诉丈夫，然后预约了耳鼻喉专科医生。医院里，医生把管子插到我的鼻子里，说看到了不太好的东西。
被证实患上鼻癌的那一刻，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我询问医生：我需要做什么？
医生非常专业地给我解释了接下来治疗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听着听着，我发现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原来我早就在家属的口中听过无数遍，这些话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我知道好好治疗，是当下唯一的选择。
不幸中的大幸是，因为我早期就诊，病情正处于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那些事前在网络上查阅后的担忧顿时消失不见。
那个当下，我感恩自己进入了这个行业，每天游走在不同的家属之间，面对病逝的家人，他们总是离不开那句“早一点发现就好了”。所以只要当有一点点迹象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任何地方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就会马上求医。
这次的疗程需要进行35次电疗和七次化疗，一共耗时七个星期。治疗开始前，医生一再重复化疗会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可能发生的种种症状，也强调疗程一旦中途放弃，体内的癌细胞会翻倍地回来。
很多人认为癌症是一种因果报应，我也听过很多癌症患者总是抱怨：我没做坏事，为什么是我？
我曾经和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一度以为我开始抱着许多负面想法，正准备安慰我，我摇摇头，告诉他：
为什么不是我？如果不是我，难道希望是别人吗？
很多人生病后，总会问：“为什么是我？”仿佛生命欠了我们一个公道。
“难道每个苦难都必须是别人来承担吗？” 既然它来了，我愿意用尽所能，和它一起走得温柔些、清醒些，也许，这就是命运要我修的功课。
癌症是很羞耻的事情吗？
我一头扎进漫长的疗程中，像回到上学时一样，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按时到医院报到。化疗一点都不轻松，但我不会在儿子们面前袒露自己的辛苦。
直到第三十次电疗的时候，我的生理和心理开始逐渐被击垮，医生当初的叮嘱开始一个个发生，颈部开始出现溃烂、我吞不下任何食物，就连喝水就像在吞玻璃一样扎人。丈夫把所有食物都搅成汁，我耗尽所有力气让自己吞下这些食物，生怕医生因为我的虚弱，阻止治疗继续而前功尽弃。直到第三十五次的电疗完成，我开心地和陪伴我数个星期的器械合照，也和所有医护人员道谢。
回到家后，我难忍体内的痛楚，为了不让自己辛苦的模样被孩子看见，我再次入院，注射吗啡舒缓痛楚。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治疗，我成功抵抗体内的癌细胞，也重回职场。
自从回工作岗位，我常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抗癌经历，也总是劝大家，有病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但慢慢地我发现，身边如果有人也得了癌症，他们反而会选择隐瞒病情，接着突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也不懂，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坦然地说自己的事。
但我常想：
患癌，真的那么羞耻吗？
生病了，不是更需要被理解和陪伴吗？为什么要把自己藏起来呢？
抗癌之前，我自认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为了把工作做好，我每天都活在压力之下。
但从这一次勉强算在生死关头走一遍的经历，让我慢慢放下许多事情，我学会把事情交给团队处理，更是明白尊重家属意见的重要性。与其用“专业”提意见，不如随着家属们的意愿，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对于癌症患者，一味地“建议”他们提早准备自己的身后事只会更加让人反感，毕竟没有一个癌症患者会想过自己抗癌失败，然后就这样离开。
一场病，对家人的影响有多大？
在治疗鼻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难受和痛苦，每次治疗回到家，我都对着两个儿子说，妈妈没事。直到抗癌成功之后，尽管后遗症、疤痕依然没有消退，我也不让家人担心。
有一天，十二岁的大儿子放学回家突然问了问：“妈咪，你的病真的好了吗？”
一问之下才发现，大儿子朋友的妈妈因为抗癌失败离开了，而父亲选择抛弃这个孩子，最后这个小朋友被迫成为一名孤儿。我好奇地问儿子，这位母亲得了什么癌症？
大儿子却在这时突然打断我：“妈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能再听到‘妈妈得癌症’这句话了！”
孩子的眼眶马上就红了。那一刻，我沉默了。
我拍拍儿子的背，反复告诉他，妈妈没事了。儿子望着我，和我反复确认。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场病情，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后来我还是告诉儿子，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开，但儿子似乎有些抵触，即便他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但他还是告诉我，妈妈你不要那么快走，等你老了再离开好不好？
我忍住眼眶的泪，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躺在病床，看着手无寸铁的孩子们，他们该怎么办？我真的很怕，自己的离开，让身边的人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原来我可以扛住病痛，却扛不住孩子眼里的恐惧。
后来，每当我遇见年纪相仿的女性逝者，我总会下意识地查看死因。若发现她身后还有年幼的孩子，心里就会泛起一阵难以言说的心酸。作为一位母亲，我无法不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这些年来，我始终不太愿意接过任何儿童死亡的个案，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因为那样的场景会轻易撕开我作为母亲最柔软的部分。那份痛，我知道自己接不住，也怕在职业角色中崩塌。
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有人说，我很幸运，至今未曾收到一封投诉信。但在我心里，真正的幸运，不是“零投诉”，而是我始终没有变得冷漠、没有让专业遮蔽了我的人性。
礼仪师的专业，并不仅仅在于仪式流程的精准无误，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停下来，用心看见一个家庭的痛、听见一句句说不出口的遗憾。很多时候，家属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双安静接住情绪的耳朵，一份愿意陪伴的心。
这些年，我陪过无数场告别，看过人们如何在眼泪中整理回忆，也看过最倔强的人，在离别面前终于学会放手。但我也一次次地提醒自己：不要让所谓的 “经验丰富”，让自己对生离死别变得麻木。专业，是更有能力去共情、去承接，甚至，去给予。
身为母亲，我学会了理解失去的重量；身为礼仪师，我愿意陪着每个家庭，把无法承受的痛，慢慢交还给时间。
编按：本文乃作者口述之内容，由访问网记者余坤恬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