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华人社会，我们从小到大被人教导：做人要厚道，要留有余地。
华人的历史、文化无不在教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古语有云：穷寇莫追、话到嘴边留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华人一开口便是“中华历史五千年”，至于说话做事能否“留有余地”，各人学有多少，还真的难说。
社会上的人与事，能够做到“留有余地”，其实是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在吉隆坡驾驶，当你在拥挤的路上打了讯号灯准备靠到右边车道，往往后方的车子一见便赶紧踩油冲上来，一分一寸也不愿意让，好像让人一点，便是吃亏。
30年前我初到吉隆坡当记者，刚学会在车水马龙的大都会驾驶，报馆的老鸟们教我一招：“在吉隆坡，开车靠左靠右胆子要壮、动作要快，等到你打signal，已经慢了；后尾的车子看到你的signal，更加不会让路。”这句话虽然相当厚黑学，可有一定的含金量。
只是，当人与人、车与车都“没有了余地”，磕磕碰碰就难免，轻一点的话破财消灾，重一点则皮肉受伤。也因为如此，在吉隆坡偶尔遇到礼貌让路的司机，还真的不习惯：哪里出现了一个下凡的天使？
做人不懂得留有余地，不一定是华人的问题，可在华人圈子，华人在人前常常喜欢把话说绝、把势使尽，觉得这样才威风，才是真英雄，这种涵养、学养的缺失，常常把“非我族类”吓得目瞪口呆。可华人偏偏就喜欢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把红毛、番仔吓得目瞪口呆，打不赢你，还骂不赢你？
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打是打不过，骂是绝对骂得赢的。但人若有足够的自信、实力，一上来便镇慑全场，根本不用浅薄耍嘴皮子，干大事者谁耐烦听你那一些？
尤其在政治圈，以今时今日华人在国际的地位，应该是自信满满，可就喜欢“受害者情意结”那一套，不是化身刺猬，便是戏剧女王，而且严重的是从南到北、跨山跨海、越国界越疆域，华人真的骂人出了名：劈头大骂他国领袖“搅屎棍”，或是数落敌对政党为“破产政党”，逞一时痛快威风，如果能骂出个春天来，那也不妨，遍遍嘴贱误事的个案一再发生，这就得管好自己的嘴巴。平日闲来无事，熟读四书五经，做到能够倒背如流，如此面向世界就算不能“出口成章”，至少说说人话。
常说政坛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是老掉牙的话了，逢人处事留有余地，江湖总有再见之时。
刚刚过去的第15届全国大选，国盟的议席尚且落在希盟之后，可你看慕尤丁老神在在，左右逢源，不怕没有合作筹组联合政府的对象。可希盟怎么就这样没有人缘，纵使你的席位高居榜首，大家就是不愿意和你合作，平白辜负万千选民，与权力一再失之交臂。
当然，这些政党的离离合合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一言蔽之。但是按照市井小民的理论，希盟就是有些领袖面目可憎，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自信过度，平时少搞公关，岂知这些棱棱角角，不会在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扯你的后腿。中国传统的面相学，举凡“未语先笑”之人，必是富贵之相，这不是迷信，而是大有道理。
除非在这篇文章截稿之际，出现最后一刻的惊喜变化，否则安华每次嘴里蹦出来的数目，永远是大马政坛难解的悬念：不懂他的数目到底是多少？同样的错误可以一犯再犯，同样的伎俩可以一用再用，不懂是大马的政客毫不长进，还是大马的选民过于好骗？（希望这一次是我骂错了）
话说回来，民主选举这一回事，就如同小学才艺竞赛，评审老师千叮咛、万嘱咐的胜不骄，败不馁；这次不成，下次再来。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虽然五年一投，选民的青春，早已如同小鸟一去不回来，但人总是因为有梦想而伟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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