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英国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本名艾力克布莱尔 Eric Blair）是上个世纪成就最卓著的英语政治小说家，大概不会引起争议。其作品如《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1984）不但深刻描绘了一个极权社会荒谬的政治形态，而且还在他那个年代的共产世界尤其是前苏联当中得到印证。
一部成功的政治小说甚或一篇政经评论，除了承载社会批判，突出体制不公，还必须透过通俗易懂的文字，让普罗大众能够融会贯通，而非大块文字，引经据典，遣词用字艰涩难懂，却无法贴近现实，最终沦为离地和自爽的文章。
《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这两部知名政治小说的情节虽为虚构，奥威尔却能够将个人的政治观点与之融合而不令人感觉突兀。他最为人著称的，就是《动物庄园》里面的“四条腿好，两条腿坏”（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这句话，背景是猪只为了集结所有动物对抗圈养它们的人类而想出来的条例，其实是思想控制的手段。奥威尔的书写虽然是为了影射当时（1945年）的苏联，对比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发动的各类政治斗争，以“红五类“和“黑五类”之类的阶级划分撕裂群众，竟也毫无违和之处。
至于《一九八四》所创造的政治语言，仍然被英语世界的媒体沿用至今，譬如“老大哥”（Big Brother，无处不在的政治监控），“双重思想”（doublethink，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双重思想”），“新话”（newspeak，便于操控思想的新语言），“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思想和资讯控制部门）以及”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思想审查人员）。
别以为这些词汇只适用于极权或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号称民主的马来西亚的语境当中，“老大哥”就是宗教局和政治部，“双重思想”就是MADANI——一边号称昌明，一边欺压弱势的难民/移工和宗教/性别弱势群体，“新话”就是马哈迪独裁时候的“2020 宏愿”、阿都拉时代的“文明伊斯兰”（Islam Hadhari）、纳吉时代的“一个马来西亚”（1 Malaysia）等。“真理部“，当然就是通讯部。
至于”思想警察“，除了宗教局和政治部，那些忙着捍卫”团结政府“的希盟铁粉或网军也符合资格。最近《当今大马》就有调查发现， “至少263个面子书账号组成的网军，有协调地催谷首相安华官方面子书专页的人气，营造万人拥戴的氛围”。
即使在自诩自由先驱的美国和英国，奥威尔所发明的词汇也有适用的时候。譬如2003年，小布什总统以”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之名，执意攻打伊拉克，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积极配合，甚至不惜借用东拼西凑的所谓“伊拉克档案” （Iraq Dossiers）误导国会支持英国出兵。事实证明，当时萨达姆早已销毁所有化武设施，英美入侵却导致上百万伊拉克平民流离失所，死于非命。“大杀伤力武器”被媒体戏谑为“大欺瞒武器”(Weapons of Mass Deception)，俨如奥威尔笔下的“新话”，小布什和布莱尔的新闻官也都被嘲讽为“真理部官员”。
由此可见，奥威尔之所以受到英语世界的政治媒体/评论人推崇，和他贴地且切合时宜的文字与内容密切相关；他也是我敬仰的政治作者，所以我才收藏了他几乎所有的小说，散文，记述和评论。
直到最近，我无意中读到澳洲政治作者安娜方德（Anna Funder）的著作《妻子：奥威尔夫人的隐形人生》(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才看到这位杰出的政治作家的另一面。
方德通过细致的阅读发现奥威尔的妻子艾琳（Eileen）不但才华横溢，胆识过人，坚韧不拔，而且还曾经陪伴奥威尔到西班牙参加当时的内战，并且在丈夫受伤或患病之时给予细心照料。然而，奥威尔众多的文字甚少提及艾琳，即使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中，他高达三十七次写道“妻子”，却遗漏了她的名字。
方德从几封艾琳写给亲密女性友人诺拉西姆斯迈尔斯（Norah Symes Myles）的书信中得知，奥威尔生活中对妻子若即若离，甚至不时言语粗暴，从而得出他并不爱她的结论，结婚只是为了完成那个年代一个男人生命中该有的仪式；即使艾琳无怨无悔为奥威尔照料起居包括乡下的农场，也替他校对多篇小说，甚至在政治讨论中启发后者，所得到的竟是不成正比的对待。
更令方德不齿的是，奥威尔还多次与其他女性有性关系，包括艾琳的密友，以此论证了父权（patriarchy）如何逼使男性将专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区隔开来，把他们生命中关键的女性排除在故事之外。我无法肯定方德对奥威尔的观察是否准确，但艾琳给密友的书信内容已获得养子的确认，如今收藏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奥威尔档案库中，已无伪造悬念。
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人设这回事，意即在读者面前一个形象，私底下一个形象。因此，我不会断言奥威尔刻意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作家形象的企图；更大的可能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私下对待妻子的态度，需要和他公开的写作生活一致。这不是在捍卫他亏待妻子的行为，而是时代不同，人类的认知也不同。
换言之，奥威尔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却是一位恶劣的丈夫，两者并不矛盾。他才华横溢，独具匠心的文章并不会因为他的不忠而逊色。我不屑他对待艾琳的刻薄甚至无情，包括妻子已经在病榻垂死，他仍然忙于追寻本身的革命情操，却也无法否认他优秀的政治书写。
我们身处网络媒体时代，忙着营造人设者大有人在，譬如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疼爱伴侣孩子的同时，也可能和别人上床；或嘴巴上说做人要真诚，私底下却背着他人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勾三搭四。奥威尔对待艾琳的态度固然卑劣，相比之下，网络上的双面人生才更叫人背脊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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