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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享有公共艺术?

曾经在纽约的表演艺术大会上,来自德国的艺术家公开呼吁政府停止建造剧场,因为他坚信当代戏剧有其弹性之处,创意能够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场地发生;当然论述的核心是公共资源应当更多发放至软体内容发展,而非过度专注于纯粹维系硬体建设。这一表述明显剖析了当代德国表演艺术正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也激发了同在现场的津巴布韦剧场导演热血沸腾的提出反对。原因是当地并没有太多可以提供独立艺术家自由使用的剧场,体制上对艺术文化的支持也并不如欧洲国家来得完善。

以津巴布韦剧场导演本人的经历,当地的艺术家正在和当地政府沟通,希望能够动用公共资源建立他所在的城市里第一座正式剧场。这场对谈虽然事隔六年,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对于公共艺术与其公共性的思考也持续蔓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世界的崛起,人们在真实世界的交流频率正逐步受威胁。公共艺术在过去几十年开始往多元跨界发展,从静态的雕塑和建筑,走向动态的演出、事件和互动。当然此发展的过程也引发质疑的声音,认为把聚餐、活动或游戏作为艺术,是荒诞而贬低艺术价值的行为。公共艺术主要在于建立沟通、共享与交流的平台,为社区提供相对多样性相互了解的渠道,也提高了多面向发展的可能性。

具有标志性的公共艺术作品比如卡普尔的《云门》,把芝加哥的城市倒映在作品里,促使观者省思自身、反映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也思考自己与城市的关系。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不只发现问题,也提出疑问并回答问题。公共艺术呈现叙事性,提升拓展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培养对审美的熏陶,洗涤心灵并且赋予城市能量。

过去这几年火热的公共艺术讨论也反复证明”不可复制的在地性“是公共艺术发展的核心。Toccata Studio的共同创办人兼艺术总监黄楚原曾经在台湾鹿港创作互动作品《无形存在》,参与者以手机互动,亲身体验在地元素以故事、声音和摄影组成的三重奏,运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呈现在地女性坚韧付出的精神。

卡普尔的作品《云门》。(图片来源:百度)

以全球艺术之都巴黎为例,公共艺术理应鼓励创新,同时也必须包容争议。埃菲尔铁塔于1887年设计方案中标后引起巨大的争议,甚至有不想看到如此丑陋的建筑而离开巴黎移居其他城市的说法。民众对于在681件参赛方案中脱颖而出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反应强烈,经过时间的洗礼却因为其突兀的风格尽显视觉张力,成为现代艺术的朝圣重点。卢浮宫改造的蓝图也经历褒贬不一的争论,如今大型玻璃的倒三角金字塔被誉为”卢浮宫院内飞来的宝石“。这些以公众福利为出发的公共艺术作品,不但为巴黎为法国带来知名度与辨识度,也为世界和人类发展历史带来难以估量的价值。

值得提醒的是,当代城市艺术发展中基础工作必须包涵预见争议与争议管理,才能为公共艺术发展谋得一席之地。

卢浮宫外的玻璃金字塔。(图片来源:百度)

公共艺术属于公益项目,也是政府为人民提供的文化福利,必须有规划性的投入更多资源确立政策,打造更有保障的平台来推进。1959年美国费城明确为公共艺术立法,自此推动了更多国家和城市将希望寄托在以艺术活化社区,带动城市活力的方案。

艺术发展与当代政治、社会现况、经济状态、观众反馈等多面向的因素息息相关,明显不能以统一的解决方法一概而论。公共艺术的重要性正在不断的延展,它的边界似乎还属于跨领域跨学科的进行式。虽然一直被定义为城市中无关紧要的”点缀品“,其不容忽视的张力和耐力依然坚韧地悄悄绽放。

公共艺术的作用不仅仅提供审美的飨宴,了解其更深层的内涵可以让人对于在地空间、历史和未来有更多的思考。当公共艺术作品相应增加,社区、乡镇、城市甚至国家的身份和面貌也会悄然改变,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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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鱼简

大马当代创意艺术制作人。创办Toccata Studio,提倡当代创意艺术,推广原创作品,目前为亚洲制作人平台的委员会成员。2019年获澳洲国家艺术委员会挑选为艺术领导力项目国际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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