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来，台湾爆发了此前未见的大规模#MeToo运动。起初是一名民进党党工出面指控她曾遇到职场性骚扰，但主管并未协助妥善处理、意图隐匿案情，她还因此遭受职场霸凌。随后，至少三十位受害人接连发声，爆出多名拥有声望权势的男性加害人，遍及媒体圈、学术圈、演艺圈、音乐圈、教育圈、文学圈、艺术圈等，几乎涵括了各行各业。
除了语言骚扰、对身体的不当触摸，有些还涉及了性侵。
有个男性友人非常诧异地说：这一波真的吓到我了，原来性骚扰的状况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真的就是那么严重，而且无处不在，只不过我们一般不会公开说出来——也许这助长了性骚扰的肆无忌惮？#MeToo的意义，就在于鼓励受害者把经历说出来，连接社群而得到勇气、支持和疗愈，并且藉此改变社会对性暴力的偏见和态度、推动法律和制度改革。
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为什么性骚扰层出不穷，还要谈为什么众多受害者一直不敢把事情说出来？
台湾2023年这一波，不是台湾社会的第一次#MeToo运动。约莫四年前，也曾因曝出一宗体操教练性侵体操学员长达10年的事件，而掀起#MeToo热潮。不过，当时的社会大众对性骚扰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反应较为冷淡，运动能量也远远不如2023年这一次。
目前这一次的#MeToo，具有很高的指标意义和参考价值——运动里除了典型的男加害者vs女被害人，还有非典型的男加害人vs男被害人（王丹与炎亚纶）、女加害人vs男被害人（视网膜）、女加害人vs女被害人（台大研究生与舍监老师）。
除了一定会出现的质疑声浪——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才讲？你爆料是为了蹭热度想红吗？——之外，台湾民众确实已经发展出一定程度的智识和觉醒意识，在公审、无罪推定、公义和同理心的微妙之间，让受害人有空间、有勇气把故事说完，同时让被点名的当事人有做出回应的时间和机会。而大部分被点名的加害人，也很快地承认罪行并做出道歉。
由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都有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如老师与学生、上司与下属、业界大咖和入行新人、长辈与晚辈，由此引出“权势性侵 / 权势性骚扰”的广泛讨论。
为什么加害者多是男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各类形式的性侵害里，加害人绝大部分都是男性？
性侵害和性欲有关，但展现得更多的其实是“权力欲”。权力地位高的那一方，从权力地位低的那一方得到性，会让他们感觉良好，充满掌控的力量。
这当然和父权社会的运行有关：男人从性得到力量，女人因性而得到污名。这是性压抑和男女不平等制度下的产物。
父权制度下有一个“赚赔逻辑”：女人被男人摸一下就是吃亏了，是一种给与/失去；男人的身体没什么可损失的，但如果能摸到女人一下，就算是赚到了。贞操观的束缚，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女人贬为淫荡；可若一个男人性经验丰富，必然会被同侪欣羡赞赏他风流又有本事。
于是，女人让自己处于压抑又被动的位置，不能随心所欲地和他人进行性互动；遭受性侵害的女人不敢吭声，生怕就此背负污名（不贞洁、失去价值的女人）。而男人总是对“性试探”跃跃欲试，若有机会意淫或碰触到女体一点半点儿，就能得到某种难以言说的快感。老一派的男性群体里有一种说法：你直接抱上去/亲上去/摸上去，如果女人没有拒绝，那就是有戏了。
真不一定。女人往往只是忍耐而已，可男人却性骚扰他人而不自知。再说一次，这是性压抑和男女不平等制度下的产物——女人的身体并不只属于她自己（因此要压抑性欲、守贞洁），未来总会属于某一个男人（处女情结）。
女人不习惯主动调情，而男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在诸多误解和无知里，滋生了无数关于情感互动的误解，以及性骚扰的风险。不论是男人或女人，我们从来没认真厘清“身体自主权”这个概念，更遑论划定身体界限的社会共识。
为什么女人不正面拒绝？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女人常常不正面拒绝或斥责男人的不当碰触或言语骚扰？
因为害怕。这恐惧源自男女天然的体力差距，也因为事情往往发生在两人独处的密闭空间。女人担心正面拒绝会激怒对方，引来更严重的伤害。
因为不知所措。我是不是误会了他的意思？也许他是不小心的？如果我反应太大，结果搞错了会不会很丢脸？
因为长久以来，女人被要求要有礼貌。这个社会对女人的规训和期待是这样的：你要温柔体贴，你要为他人着想，你要端庄矜持，你拒绝别人的时候别伤了他们的面子，你不要太有主见导致削减了女性魅力。
男性友人曾经问我：为什么女人拒绝男人的追求和试探，不直说“我不喜欢你，不要烦我”？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判断女人的意思到底是拒绝，或是欲拒还迎？
当时我回答：因为女人害怕被杀掉。
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被害妄想。这是根植于女性内心深处的恐惧。
因为追求不成，男方跟踪纠缠、骚扰、强奸、泼硫酸、伏杀女方的新闻并不少见，常有所闻。还有一种，是男子手持武器无差别攻击街上的行人，因为他35岁了竟然还没交过女朋友，觉得这世界对不起他，因此要“报复社会”。
男人求偶焦虑来源
这当然是男人的求偶焦虑所引发的悲剧。
这个焦虑来自哪里？一来是想要传宗接代的宗族观念，二来是想要稳定性生活的渴求，三来是父权社会里对“合格男性”的界定——这是一套僵化的标准：事业有成搭配娇妻和可爱的孩子，才是人生胜利组；如果家庭之外还有红颜知己在侧，那根本就是成就金字塔的顶端。
男性群体常用“拥有多少女人（的性）”来评断一个男人的男子气概，而且他们高度依赖这套规范。于是，无法得到这一些成就的男人，带着浓重的委屈，把责任放到那些比他们更弱势的人身上，如女性和男同志——愤恨于女人不跟他们上床，也嘲弄“娘娘腔”。
于是，如果他们有机会从女人身上得到性的好处，他们一般不会错过。那么，利用权势不对等来行使性骚扰，就是可以想象的路径——他们恐惧的不是来自女性的排斥，而是担忧自己会失去某种支配地位，因此需要通过行使权力（压迫他人）来反复确认自己的地位，同时忽略内心的负罪感、合理化自己对他人的伤害。
被性骚扰的男人，是更失格的男人？
女人倾诉受害经验，比较容易得到支持和帮助；但男性受害人要宣之于口，有时却没有那么容易。一个被性骚扰的男人，是更失格的男人。
男人一定有类似的烦恼：如果和男性朋友抱怨自己被性骚扰，比如被男同志揉捏了臀部，迎接他的不是安慰和支持，却是来自男性群体的讪笑，仿佛他从此就失去了某种直男的男子气概。若说的是被女人性骚扰？他依然可能会被嘲笑，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其实是你赚到啦”的调侃。
你看，男人受害之后也没有太多关于身体自主权的反思，依然是同一套赚赔逻辑。因此，男人在某些情况下更难开口说出自己受到伤害，他不愿背负软弱之名。
性暴力，有时比普通的身体暴力（如殴打）更能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因为这是精神层面的蔑视，让你觉得你有权力未经许可就使用我的身体。那一刻，加害者已经忘记了对方是他的同事、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把对方简化成性资源，当成一种物品，而决意对她施加性侵害，享受权力的快感。
被侵害的耻辱感，剥夺了受害人的尊严，让他们失去对周围的人、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因此，真的不是“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那么轻巧的事。性侵害是犯罪行为，却又是最难以用法律彰显正义的罪行。
舆论声浪有时是唯一的武器
马来西亚当然也有很多隐而不宣的性侵害事件，故事和名字私底下在不同圈子里暗中流传。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涉及名人的性侵害案件。但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日常且普遍的，隐秘或公开的性骚扰，一直没有被人重视，或视为该讨论的议题。
虽然《2022年性骚扰法案》已经三读通过，但民间的教育和实务处理经验还远远不足；想想看，你的公司、学校里，是否有应对性骚扰的相关条例？如果有，有人实际使用过吗？
有人质疑，#MeToo这类社会运动，或许有未审先判、公审私刑的可能性。我们都明白的。
但请你想一想，因为担心公审和诬告，就先遮住受害人的嘴巴，就是在降低犯罪的成本，增加吹哨者的风险。而且，被点名的人永远拥有“诽谤罪”这个容易使用的反制武器。
有时候，舆论声浪对弱势受害者而言，是唯一可以对付权势加害者的武器，所以我愿意支持他们使用这个途径。我们总是要求“完美受害人”，总是先质疑揭发者的动机，就是在巩固这个对受害人不利、不友善的社会氛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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