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前，我曾经有个苦恼，因为性格尴尬，又十分不善社交，我于是问了性格外向、开朗的同事，我应该要怎样才能跟受访者成为朋友啊？现在回想，都几岁人了，我竟然还在问一个怎么跟人交朋友这样的问题。难道我这辈子没有在上小学、中学、大学认识朋友的经历吗？怎么到了职场上，这成了崭新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在电视台工作近三年的日子里我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重复地工作，拟问题、写访纲，将对方所说的故事配合旁述与画面，剪接成专题。但可能真正理解到在访问中自己和受访者之间的距离或关系，却是在我当起这说出来还有点不够踏实的“自由撰稿人”身份之后。我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作模式，接触范围更广的题材，才开始对说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点眉目。
我想，跟所有不同的采访工作相遇，有时候是为了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有时候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和一个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是非常陌生的人，深聊。
我为了什么才想要跟受访者成为朋友呢？是因为缺知心好友吗？倒也不是如此，我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够跟对方建立一个更深度的谈话，透过深聊而让对方可以不敷衍我，而让对方跟我分享他们真实的想法，这样出来的访问内容才会扎实。
但这一定要成为知心好友才能做到吗？我想可能是也不是。我当上自由撰稿人之后有幸地采访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我跟他们都成为好朋友了吗？其实并没有，但我却从跟他们的沟通中获取了许多形式不一样，珍贵的故事。
碰上大疫之年，其实我跟这些受访者都很难有真实的一面之缘。再加上有些是外国受访者，相隔语言和时差，我其实很担心受访者是不是用真诚的方式来回答我的问题。同样的，受访者面对隔著萤幕的采访者，既没有眉目交接，又是陌生的关系，要如何投以信任，投注真诚呢？所以即便刚开始收到受访者跟我说，他好喜欢我设的问题时，我都觉得可能是客套话，可能是例行对白吧？
后来渐渐越来越多受访者都跟我说喜欢我设的采访问题时，我开始觉得“果然是例行对白吧？”好吧我这是开玩笑的，这样去揣测对方是否在敷衍我，其实对对方人格也不尊重。
可能是直到遇到了隔著萤幕的访问，对方都能突然说着说着泪如雨下这样的经历，打动到我了。我回想起从前我问邻桌同事的那个问题，“我要如何跟受访者成为朋友啊？”我害怕别人敷衍我，害怕拿不到实质的内容回来报导。但后来这份工作让我明白，很多时候陌生人之间的深聊也能够留下许多深刻的印象与信息。
我曾经遇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受访者，我无法说流利的日文，她亦不通晓中文，我们之间只能透过英文沟通。她也跟我坦言说其实她的英语底子并不强，但却仍然愿意与我耐心地，在一来一往的电邮中完成这一次的访问。我想我很幸运生活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强大的翻译工具能够让我们跨越语言隔阂。但我想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样一位不惜花费比一般访问还长的时间，愿意跟我分享她的故事和想法的受访者。
期间为了确保翻译过程没有发生因为不同文化语境而产生理解错误、翻译错误的问题，我们对照了好几次词藻的运用、语句的排序，或是再三确认对方的意思。这项访问完成之后，我感觉内心深处有某些事情好像稳稳地立住了。不再漂浮不定地让我感受到，我用心拟的访纲和专题视角，并没有被受访者敷衍对待，而是实实在在地回应了我为她设下的每一道问题。
此外，还有另一位受访者置身在台湾一隅，跟我提及她过去的经历时，好几次在萤幕那头说着说着便停顿下来，陷入了某种沉思当中。我感受到当下的她正在挖掘，她正在默默地掏着内心深处的声音，那也许是她此前也从来没有思考过或发现过的存在。
那并不是受访者预习好的反应，也不是如官方答案那样八面玲珑地讨好。有些问题向受访者提问之后也不是为了当下得到答案，更可能是在他们的心间留下一些回音，让受访者，也让作为采访者的我在日后不断来回地反复思考，继而梳理一些过程，或是尝试抵达什么而已。
甚至还有的受访者说到一半，自己忍不住哭了出来。受访者们都是人，提及难过的经历，更何况是跟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谈起，都能如此坦承。我常常反思，换作我是回答问题的人，我未必能够做到同等程度的坦承。我跟这些受访者们都成为好朋友了吗？当然没有，但我却格外珍惜这样的事情。
每当我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的选择时，我都会尝试回顾工作的这些年来和不同的采访相遇，回顾自己为他们写过的采访文章，都会想起“啊那个时候我学习到这样的事情”，或是“那时候这个人跟我分享了他内心深处的快乐与悲伤呢。”每次回顾都会让我想起我做采访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探索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
这样的热诚可以维持多久呢？多久之后会被消耗殆尽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倒是想起了最近友人跟我说的话，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这句话着实有点“阿妈系女人”般谁都深知的道理。但要实践起来真的不容易，我常常都需要去脑袋里面把这句话找出来，放在自己面前，也许现在也可以放到阅读到这里的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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