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加拉、印尼到尼泊尔，被称为“Z世代”与“数字原生代”的95后青年，正在成为亚洲推动政治变革、颠覆政权的核心力量。近期尼泊尔政府的垮台再次印证，这一趋势并非孤例。
在过去两年内，亚洲已上演了三场由Z世代主导的政治运动：2024年8月，孟加拉因公务员岗位配额制引发的抗议演变为革命；2025年8月，印尼反对国会议员住房津贴的示威，因一名21岁外送员的意外身亡而星火燎原；9月，尼泊尔青年对政府腐败与经济低迷的长期不满，因政府封锁社交媒体的企图而被彻底引爆。
其中，孟加拉与尼泊尔的抗争成功推翻了现任政府。前者终结了总理哈西娜长达15年的统治，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领导临时政府；后者则迫使多次担任总理的奥利下台，并推举出前首席女性大法官卡尔基组建过渡内阁。这些运动的背后，不仅有着共通的社会经济根源，其抗争模式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首要的催化剂，是这些国家青年普遍面临的高失业率与对未来的绝望。近年来这三国的经济虽有增长，但发展的果实并未惠及普罗大众。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这三个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均超过80%，意味着大部分劳动者缺乏稳定保障。具体来看，孟加拉近两成毕业生需等待两年以上才能找到工作；印尼Z世代的失业率高达16%，是邻国泰国、越南的两倍多；在尼泊尔，青年失业率高达21%，迫使每年数十万年轻人出国务工。
其次，这三国Z世代对精英特权的极度反感，成为点燃怒火的直接导火索。这股反特权情绪在三国各有焦点：在尼泊尔，被标签为#NepoKid的政商权贵子女在TikTok上炫耀的豪车名包，与大众的贫困形成刺眼对比；在印尼，国会议员每月领取相当于首都最低工资10倍的住房补贴，激起广泛民怨；在孟加拉，政府意图将三成公职“铁饭碗”世袭给革命元老后代的做法，则彻底撕裂了社会的公平底线。这些事件让年轻人确信，现行体制只服务于一小撮精英阶层。
此外，这股怒火之所以涌向街头，也与这些国家反对派力量缺失密切相关。由于传统的反对派力量薄弱或已被建制化，导致政治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和矛盾疏解渠道。例如，孟加拉国主要反对党民族主义党多年来被哈西娜政府压制；而在印尼与尼泊尔，主流反对派则与执政联盟合作，失去了监督功能。这种制度性渠道的缺失使得街头成为宣泄不满的唯一平台。
而当孟加拉与尼泊尔政府试图通过封锁媒体来平息不满时，这举动等同于剥夺了青年日常最后的消遣空间，无异于火上加油，成为使局势彻底激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共同的困境与愤怒之上，Z世代的抗争有三个的特征：
第一，社交媒体是引爆民愤的“超级扩音器”。无论是尼泊尔权贵的奢华生活，还是印尼高官在议会厅的跳舞片段，都在网络上被病毒式传播。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了年轻人的相对剥夺感。参与者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在政治光谱上存在差异，但是却因共同的愤怒而集结在一起。
第二，“去中心化”的动员模式成为常态。这些抗争摒弃了传统社会运动中层级分明、筹备已久、组织严密的模式，呈现出“无大台”的特征。行动在网络平台串联，并在线上形成诉求共识。最具指标性的是，尼泊尔抗议者利用Discord的投票功能，在线上“公投”出临时总理人选，展现了数字工具在建构新型政治议程上的巨大能力。
第三，抗争进程的快速激进化。由于没有抗争领袖，缺乏传统组织的“刹车”机制。加上网络通讯工具极大强化了动员效率，导致局势升级速度加快。在印尼，送餐员死亡后多地议会大楼被纵火，财政部长的宅邸遭洗劫；在尼泊尔，从示威升级到推翻政权，仅仅用了48小时。抗争的快速扩大导致政府来不及回应便已瓦解，其速度和烈度都超出了传统政治精英的预期。
总体而言，每个时代都曾发生激进的青年抗争，但Z世代的政治运动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密不可分。社交媒体带来的平等意识与相对剥夺感，在各国经济问题凸显时，迅速转化为对特权阶级的普遍憎恶。与此同时，他们对数字工具的娴熟掌握，赋予了其前所未有的动员效率，得以在政府作出有效回应前抢占先机，迅速将局势扩大化。
然而，这股由网络驱动的抗争力量能否颠覆政权，仍需回到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变量：军队的态度。在孟加拉与尼泊尔的事件中，军方在政权摇摇欲坠的关键时刻选择袖手旁观，未介入镇压，或许才是决定旧政权是否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