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踏入2023年，有一则新闻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就是中国德化陶瓷选择马来西亚作为进军东南亚的桥头堡，协助马来西亚打造千亿陶瓷市场。
这段新闻可以说是接下来几年供应链大转移的一个缩影。2018年三月，中美贸易大战爆发，过去四年中美关系持续低迷，美国开始启动中美贸易脱钩。随着疫情结束，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将来，我们将会迎来一场供应链大转移。
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美国在贸易方面提出了“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的论述，鼓励美国厂商把生产线移出中国，搬迁到美国盟友的国家。这次疫情也让很多跨国企业发觉到把生产线集中在中国大陆的风险。因此，很多跨国企业提出中国+1的概念，即把部分的生产线移出中国。
中国因为面临美国在贸易上的各种刁难，因此，在两年前提出了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概念。经济内循环，即聚焦国内庞大的14亿人口消费市场；经济外循环，即开始打造更好的质量产品在海外竞争。2022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启动给予中国企业一个出海的历史机遇。RCEP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22亿的人口，占了全球GDP的百分之三十；非常适合中国政府所推动的经济外循环。
这次中国大陆企业的集体出海，与十年前在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之下走向海外的情况不尽相同。
十年前，响应习近平出海的企业绝大部分都属于国企，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联营企业（GLC）。凡是名字带着“中”字的企业，都属于中国国企，如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冶集团等。这一些企业资产相当的庞大，譬如说，中国建筑的营收入一年就大约2兆人民币（约1.2兆令吉），而马来西亚最大企业——马石油（Petronas）一年收入才486亿令吉（人民币约734亿）。因此，当十年前中国国企登陆马来西亚的时候，最被我们诟病的就是，中国企业一切都从中国进口，导致本地企业无法在这些项目中分一杯羹。
这次，我们再次见证中国企业随着供应链大转移的浪潮登陆东南亚各国，包括马来西亚。这一次登陆马来西亚的企业，将会是中国民营企业为主。虽然是中国民营企业，规模还是有相当有优势。
首先，中国民营企业的资金规模，是很多马来西亚民企无法比拟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因此，它的营收入也相当可观。譬如说，海底捞就是一个民营餐馆，它的年收入是人民币411亿（约246亿令吉），这种体量已经可以和马来亚银行或国能媲美。这就是中国民企的实力。
其次，中国民企的运营，以及对科技的掌控，相对于马来西亚企业也是占据优势。但是，中国民企的做法和国企很不一样。因为中国民企是由老板亲自掌控，因此，它们不会不计工本一切从中国进口，而会转于就地取材。因此，当中国民企登陆马来西亚，必然会带动本地商机以及相关的行业。正所谓，有商机也有挑战。中民企大举登陆马来西亚，不止会惠及本地市场，与此同时，也会成为本地商家的竞争对手。这无疑会给本地商家带来很多竞争压力。
中国民企虽然拥有绝对的财力优势、运营优势和科技优势，但最大的短板却是国际化经验不足。相对于日本与韩国企业，中国民企的国际化经验才刚刚启幕。更别说和拥有百年经验的欧美企业相比。因此，中国民企极缺拥有国际化经验的国家经理人，这对中国民企无疑是一个大挑战。譬如，吉利汽车在2017年并购宝腾汽车时，整个企业无法派出一位拥有国际经验的经理人掌管宝腾，最后不得不外聘李春荣出任宝腾总经理一职。从这里就可以窥视中国民企国际经理人短缺的情况。
除此之外，中国因为长期处于单一文化圈，加上中国员工都非常拼，因此，很多中国民企无法接受全球很多地方是没有加班文化这一说。最近TikTok在英国开办事处，结果不到数月，英国员工纷纷辞职。理由是，中国经理人要求英国员工996（每天工作9点到9点，一周六天），殊不知英国员工习惯955（每天朝九晚五，一周五天）拒绝加班，最后纷纷辞职。典型中国民企无法理解不同的工作文化，这也是为何在全球，除了中国科技企业如华为、小米、VIVO等品牌可以扬名海外之外，我们很难看到中国企业走出中国。
中国企业登陆后，他们将会如何布局？
第一，中国企业会善用财力优势、科技优势，甚至品牌优势。因此，它们会向本地的行业老大、老二寻求合作。这是最快速学习本地市场的一种切入方式。
第二，如果本地市场没有商家愿意和中国民企合作，那么它们就很有可能并购本地企业，快速取得进入市场的机会。
第三，如果第一和第二方案都无法实行，那么中国民企就会自己设立办事处，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
犹如《南洋商报》报导德化陶瓷业大举登陆马来西亚的文章所指出，马来西亚在很多中国企业眼中具备很多优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么多掌握中英文的员工数量。因此，马来西亚很适合成为中国民企走出海外的桥头堡。
与龙共舞的时代启幕了，马来西亚企业需要严正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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