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他们是被国民党迫害的大马人,无法回家是他们心中的痛

今年是两岸分治七十年,在海峡一隅的台湾因国民党政权败退来台后展开戒严,自此台湾社会陷入了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中,直至1987年才宣布解严。整整38年的戒严让不少台湾人民遭白色恐怖迫害,无论是当事人本省人、外省人或原住民都无可幸免,然而更少人知道的是,当时也有马来西亚人受害。

笔者近年来开始研究戒严时期遭到国民党白色恐怖迫害的马来西亚受难者故事,他们可能基于思想较左倾,或甚至根本是遭诬陷的,就遭以反共为名的国民党政治迫害。根据笔者的研究,那38年中共有5位马来西亚人遭判刑坐牢,但更多的是未有明确统计数字的遭驱逐出境的马来西亚人,如较著名的案件为1981年遭国民党当局遣返的我国籍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与诗人方娥真

对于那5位不幸遭白色恐怖的马来西亚人的过去,如今台湾解严32年,终于在2019年7月7日这天被台湾政府举行公告撤销罪名与平反,不再有前科纪录,不再背负著“政治犯”的“罪名”活著。

目前定居香港的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左)与大马女诗人方娥真(右)1981年遭国民党以反共为由驱逐出境。(图片来源:网络)

当年遭白色恐怖的其中三位马来西亚人陈钦生、蔡胜添、邬来出席了这场“反省记忆——平复司法不法之第三、四波有罪判决撤销公告仪式”,其中陈钦生受邀代表政治受难者群体上台发表感言。陈钦生表示,他相信许多受难者和他有同样的感受,虽然《促进转型正义条例》(2017年底)通过后他们的罪名被撤销了,但他们本来就“无罪”,何来“除罪”?这依然换不回他们失去的青春,真相至今也依然未明⋯⋯

这场仪式上除有两百多名政治受难者出席外,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了,毕竟转型正义工程是当前台湾民进党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蔡英文致辞时也回应了陈钦生的心声,她说“我们撤销这些判决,不足以平反他们心理的创伤,因为确实他们没有犯罪。政府只是撤销了一个罪名,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社会大众、全体国人、更是我们所有的受难者,‘你们没有犯罪,你们是勇敢的,我们要谢谢你们’。”

当年前首相敦拉萨曾在国会表示,政府会极力解救被台湾国民党判刑入狱的留学生。(图片来源:杜晋轩)

邬来:无法见母亲最后一面

出席这场有罪判决撤销公告仪式的马来西亚政治受难者中,当属邬来先生年纪最大,其服刑的时间也最早,且刑期也是最长,他被判刑14年,然而失去最多的却是陪伴家人的时光。

1936年,邬来出生于雪兰莪州的双文丹(Serendah), 其实邬来的本名是邬育灵,邬来则是他的小名,由于他是广东人(祖籍台山),小时候家人都叫他“亚来”(广东话),因此最终邬来这名字才沿用至今。

邬来的家境贫穷,父亲在他儿时病逝了,同年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下落不明,当时邬来的两个姐姐已出嫁,只剩他和母亲、二哥相依为命。二战结束后,在马来亚独立的前五年,由于大陆的亲戚来信说解放后的新中国已改变很多,因此十六岁的邬来在母亲的鼓励下,返回了他未曾见过的家乡——广东台山赤溪镇。

一开始邬来打算先在广州市念华侨高中,再考上大学,不过广州华侨高中以学额已满为由,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因此邬来好到北京“北漂”。原本邬来在北京找到了愿意让他就学的高中,但考量到广东亲戚无法接济,远在马来亚的家人也有经济压力,因此邬来决定在北京求职谋生。

邬来先生年纪最大,其服刑的时间也最早,且刑期也是最长。(摄影:杜晋轩)

1953年,邬来被分配到河北省的国营化工公司工作,由于工作表现佳,邬来还被委任为国家干部。邬来回大陆后,他记得当时所遇到的老百姓多告诉他,此时的生活比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来的好,也许当时邬来未曾想到,最终命运弄人地把他推到了台湾与老蒋共处一岛。

1962年,由于邬来二哥的来信称母亲病情严重了,希望邬来返马一趟。邬来准备到香港搭船返马前,他先到上海探望妻子,还有两个幼小的女儿和刚满月的儿子,只是没想到那一别就是近三十年,直到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后才再相见。

由于邬来已放弃了英属马来亚国籍,因此邬来离开上海后抵达广州珠江,再搭船搭船进入澳门,以准备到香港处理赴马来亚的签证手续,因为邬来当年选择回大陆时已自动放弃了英属马来亚身份。

由于邬来不清楚冷战时期复杂的情势,因此他并不晓得国民党特务在澳门、香港等殖民地有谍报活动。某一天国民党特务来到邬来下榻的旅店,称可提供最快的速度让邬来赴港的服务,当时邬来没想到他们就是潜伏在港澳两地的国民党特务。邬来认为也许当时从内地持合法证件到澳门的人相当少,多为偷渡客,因此合法入境澳门的他就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误以为他身上握有重要情资。

最终邬来上了国民党特务安排的船,他被告知只要睡一晚,隔天就能到香港了。没想到第二天醒来,“天亮看到哪里你知道吗?看到基隆港,才知道到台湾了,一起来就完了”邬来说。

1971年,即邬来服刑的第六年,已到绿岛监狱服刑的邬来收到二哥的来信,告知母亲因病过世了,被诱骗到台湾的邬来始终无法如愿回马探望母亲。(摄影:杜晋轩)

邬来是到了台湾一段时期才被判刑入狱,原本他只是被国民党当局简单问话后,还被安排了一份在台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且领有中华民国身份证,但因无法回到马来亚探望母亲,以及想念在上海的妻子和孩子,形同被囚禁在台湾这“监狱岛”的邬来心情相当郁闷,他只好在办公室夜深人静的时候,藉在纸条上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地坚持地下斗争”等字语,以表达他对国民党不满。

当时邬来忘了把字条销毁,最终在同事的检举下,邬来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罪名包括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著手实行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条共同行使伪造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他人等罪”,当时是1965年。

邬来在台北市政府工作时期已获准和马来亚的家人通信,但碍于两岸仍对峙,因此他只能透过马来亚的家人转告上海的妻子情况。1971年,即邬来服刑的第六年,已到绿岛监狱服刑的邬来收到二哥的来信,告知母亲因病过世了,被诱骗到台湾的邬来始终无法如愿回马探望母亲。至今邬来对此懊悔不已,要一直到90年代他才得以返马祭拜母亲。

至于那留在上海的家人,由于邬来出狱后不被允许回大陆,他后来也在台湾娶妻生子,直到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后才见到他们。虽然邬来的上海前妻几年前已过世了,不过他依然和上海的子女还有往来。

在台湾,许多政治犯重新回到社会后,除在求职上面临歧视及警总的刁难,婚姻感情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能在台湾重新找到家的邬来,对于这得来不易的归属,他说“我太太愿意跟我打拼,我很感谢她”。

2019年7月7日,陈钦生、邬来、蔡胜添前辈出席“反省记忆-平复司法不法之第三、四波有罪判决撤销公告仪式”后,与笔者合影。(图片来源:杜晋轩)

回不了家的蔡胜添与陈钦生

73岁的蔡胜添出生于柔佛州士乃,而与马华公会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陈钦生则出生于霹雳州怡保,虽然他俩被捕时互不认识,但命运弄人地却让他俩在绿岛监狱相识了。

蔡胜添毕业于新山拿督嘉化国中后,1966年来台就读庐州侨生先修部,并在那认识了和陈钦生的远亲陈水祥,陈水祥也是当年被关的政治受难者,他同样也在这一波被除罪的政治受难者名单当中,由于陈水祥目前定居在曼谷,因此无法出席在台北的仪式。

1967年,蔡胜添和陈水祥分一同考上了中兴大学,他俩分别就读昆虫系、植物病理学系,但他们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学年就被调查局逮捕了。当时后国民党政府严密监控人民的通信,以防“匪谍”渗透,在台湾求学的外国学生也不例外。

当时蔡胜添仍和家乡的挚友保持通信,其中他一位陈姓友人因参加了劳工党,并成为士乃的支部主席,蔡胜添友人亦将此事写在了信中,因此国民党当局藉以指控蔡胜添“由陈匪OO介绍参加共产党”,受指派来台收集情报,因此在蔡胜添在1970年7月被捕…尽管蔡胜添多番和当局解释,劳工党是马来西亚合法政党,并非共产党,但不被当局接受。最终在1971年3月12日,蔡胜添被判有期徒刑12南。

而陈水祥则是在1970年12月被捕,他情况与蔡胜添一样都是因为与友人的通信内容被监控。陈水祥自小成长与马泰边境的勿洞,虽然这地方以马共根据地闻名,但陈水祥跟笔者说明过他家族并未参与马共,他是直到1957年才到怡保读小学,并加入我国国籍贯,当时他是投靠在怡保狮尾新村崇德华小任教的叔叔家。陈水祥叔叔家是教职员宿舍,因此他和同一屋檐下的崇德华校副校长梁汉珊有著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当时的台湾,收听来自中国大陆的广播(国民党称“匪播”)是非法的事,但还是有“忍不住”收听的台湾人存在的,而来台升学的陈水祥一位,只是他没想到偷偷收听广播的事已被调查局掌握,再加上他和梁汉珊的通信中写了些批评蒋介石、国民党的话,最终招致调查局逮捕。

陈钦生代表政治受难者们在仪式上致辞,他期盼转型正义能继续落实下去,让受难者在有生之年获悉真相(图片来源:杜晋轩)

虽然蔡胜添和陈水祥同校且认识,但调查局未有将他俩的案件“罗织”为一案,反而却波及了远在台南成大化工系就读的陈钦生。陈钦生除与陈水祥是远亲关系外,也是相差一年级的小学同学,国民党当局以此编造了崇德华校副校长梁汉珊是马共党员,在“吸纳”陈水祥、陈钦生等人成为小组成员后,指使来台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剧情。

陈钦生是在1971年3月3日被调查局带走,当时陈钦生已放学准备回住处洗个造,再到当时的台湾女友家晚餐,然而一调查员拦下了陈钦生,并谎称陈钦生的蔡姓亲戚要他带陈钦生上台北。陈钦生不疑有他便上了车,然而车内四名大汉围著他的诡谲气氛才令他猛然想起,他没有姓蔡的亲戚呀,最终他才明白“蔡”是指早半年被捕的蔡胜添,“亲戚”则是陈水祥。

至今陈钦生非常不明白,一开始调查局以1970年10月发生的台南市美国新闻处爆炸案嫌犯逮捕他,因为陈钦生常到台南市美国新闻处阅读,但后来该案由李敖给顶下了,不过事实上该案至今未破,李敖等人是为阻止国民党滥捕而“自首”的。陈钦生本以为他可就此被释放,可结束不断被调查局人员在肉体上酷刑折磨的日子,但没想到调查局却继续以“马共”的罪名起诉他,并要他写下“自白书”。由于当时陈钦生根本不晓得陈水祥已被逮捕,无论他怎么写自白书,与陈水祥的自白书根本「搭不上」,直到调查员给了他看陈水祥自白书,他才晓得原来陈水祥被捕了。

当时陈钦生他们的案子也引起了我国国会关注,当时我国仍和中华民国有领事关系,因此驻台副领事也曾到景美看守所探望蔡胜添和陈水祥,陈钦生则不获准见面。当时国民党当局告诉陈钦生他们和我国政府,因中华民国的《国籍法》采取血统主义原则,意即陈钦生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所以他们也是“中国人”,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可不必遣返他们就可迳自审判。一直到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才修改了《国籍法》,不采取过于宽松的血统主义原则认定外籍华人为“中国人”。

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才是影响陈钦生他们能否得以被释放的因素,如1971年10月25日,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当时国民党当局对我国的立场相当不满,有可能基于“政治报复”,最终11月5日警总发出判决书,陈钦生、陈水祥被判12年有期徒刑,以致拯救行动受挫。而1974年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更让国民党释放陈钦生他们无望了。

后来陈钦生在绿岛狱中认识了来自香港的狱友才晓得,我国领事离开台湾到香港转机时曾召开国际记者会,泪声俱下地控诉国民党冤捕我国学生。不过,最伤心的终究是他们的家人⋯⋯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陈钦生母亲廖焕娣心想也许儿子有机会获减刑,可提早将他带回马来西亚,因此决定只身一人到台湾,再到绿岛见陈钦生。陈钦生每次在各演讲场合中提到母亲来绿岛找他的往事时,都会忍不住哽咽,觉得非常对不起母亲⋯⋯

1976年10月,廖焕娣透过旅行社来台,然后再只身到台东搭船前往绿岛。由于廖焕娣不太识字,加上人生地不熟,她不晓得绿岛有关押刑事犯的司法监狱及关押政治犯的国防部感训监狱,她第一次到绿岛即去了司法监狱,因不晓得陈钦生是被关在感训监狱,司法监狱的人也不提醒她有另一座监狱,廖焕娣只好无功而返。

多年后陈钦生才晓得,母亲回到台湾岛后,偶然地认识了一位退役将军,对方好心地告诉她绿岛还有感训监狱,甚至再陪她到绿岛,陈钦生才得以见到十年未见的母亲…

陈钦生记得,当天他不敢相信狱方居然通知他有人来探监,没想到一在接见室见到的人是母亲,他完全愣住了,当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陈钦生和母亲隔著玻璃窗的会面全程不到十分钟,他告诉母亲他是无辜的,但狱方打断提醒说“不要提及案情”,最后陈钦生跟母亲说“妈,我很好,别为我担心,请你好好照顾自己,我会好好活下去,我一定会活著回去与您们团圆,请妈妈放心!”。最后他们母子俩隔著玻璃,手贴著手,而强忍著泪水的陈钦生见到年迈的母亲早已流泪满面⋯⋯当会面时间结束,母亲离开后,陈钦生完全崩溃跌坐在地,因为见到多年未见的母亲不是惊喜或快乐,而是沉痛的悲哀⋯⋯

1983年3月陈钦生出狱,1987年7月15日,台湾政府宣布解严,同年底陈钦生才回到了20年未归的故土,回到怡保狮尾新村与家人团聚。约莫在两年前,我开始研究陈钦生的案子后,在台湾国史馆找到了多封廖焕娣女士写过台湾政府的信,内容多为恳请台湾政府早日释放陈钦生,甚至卑微地写出“中华民国万寿无疆万万岁”等字语⋯⋯陈钦生根本不晓得有著批信的存在,他母亲也没和他提过,当时陈钦生跟我说,他母亲教育程度不高,应是请亲友协助她代笔的⋯⋯

1988年陈钦生在台结婚,并与妻子育有一对龙凤胎子女,他母亲曾来台半年协助照顾孙子孙女。一直到2000年2月,廖焕娣女士在怡保离世。

至于蔡胜添和陈水祥的情况,他俩及陈钦生陆续出狱后都不被国民党当局允准离开台湾,深怕他们的案件成为“国际丑闻”。不过陈水祥在泰国的家人成功为他申请了泰国护照后,陈水祥出狱不到一年就以泰国护照成功“逃离”台湾了。

一开始陈水祥有寻求我国政府驻台办事处的协助,但办事处以他身份证明文件遗失为由无法提供协助,而蔡胜添则不愿寻求办事处的协助,因为他担心若我国政府真误会他是马共党员的话就麻烦了,毕竟当时马共仍未投降。

蔡胜添出狱几个月后,终于获得台湾政府给予的身份证,才开始找工作重新生活。比较不幸的是陈钦生,不知为何台湾政府拖了三年才给他身份证,这期间他已获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护,但不被允许离境,好长一段时间除了无国籍的无业游民⋯⋯

虽然当初失去了回家乡的机会,但令蔡胜添欣慰的是,他在工作期间经友人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太太,而且在台举办婚礼时,他母亲还能来台出席婚礼。直到一九八七年解严后,蔡胜添有了第一个儿子,才决定带妻儿回士乃探望家人。如今年过七十的蔡胜添已退休,尽管法律上他已是无罪了,但对过往仍感不胜唏嘘,因为他生活已不会因此变得更好,至今内心对家人仍有莫大的愧疚,因为身为长子的他本是家里的希望与支柱。

除了物质上的补偿,政治受难者们更在乎的是“真相”为何。至今陈钦生仍不明白,为何受害者是他?(摄影:杜晋轩)

除了物质上的补偿,政治受难者们更在乎的是“真相”为何。至今陈钦生仍不明白,为何受害者是他?为何陷他于爆炸案嫌犯又给他扣上马共的帽子?而加害者又是谁?至今仍是个谜。随著幸存的政治受难者们逐渐凋零,陈钦生盼望台湾政府的转型正义工程会给受难者们真相。

后来我分别访问了陈水祥和陈钦生才晓得,当年对他们施加淫威写下自白书的调查员都是同一批人,分别是姓张和姓金的调查员。我曾尝试找他们,但丝毫找不到金姓调查员的讯息,对方当时有可能使用假名,反倒是查到张姓调查员在十多年前台湾的一场空难中罹难了。

我问过陈钦生,难道他和陈水祥、蔡胜添在绿岛时未曾互相比对彼此所知的资讯,以拼凑出可能的真相吗?陈钦生表示,在绿岛监狱的政治犯们彼此都不太敢谈案情,深怕政治犯们之间有的被国民党收买者会做出对自身不利的检举…

陈钦生在绿岛服刑的后期养了一只狗,它名字叫“小花”。由于监狱的生活很难说真话,孤寂的陈钦生为宣泄心中的郁闷,每当他情绪低落需要倾诉时,小花就是他可说出心里话的对象。小花宛如陈钦生在绿岛的家人,对陈钦生而言,小花似乎能理解他的痛苦,可惜当他时间一到需要离开绿岛时,小花不被允许带走,从此陈钦生也不知它的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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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晋轩

杜晋轩是旅台自由撰稿人。目前的研究兴趣为东南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生历史与台湾白色恐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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