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来说，校园理应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在受保护的条件下安心学习。不过，马来西亚的校园霸凌事件从未停止过，霸凌事件给受害者们所带来的创伤，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尽管政府尝试通过不同管理和措施来遏制校园霸凌事件，但仍旧不成效。配合8月12日的国际青年日，访问从司法与心理学角度探究，要解决霸凌问题，除了关注如何保护受害者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施暴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根据媒体报导，前教育部长拿督莫哈末拉兹（Datuk Mohd Radzi Md Jidin）指出，从2018年至2022年7月，全国学校霸凌事件共有802宗；2018年有264宗、2019年有244宗、2020年有122宗、2021年有50宗，2022年截至7月有122宗。
单是在今年上半年，已发生多起校园霸凌案，包括槟城北海一名中二男学生在学校厕所对一名中一男学生拳打脚踢外；近期发生的还包括浮罗山背玛拉理科初级学院一名中三生遭5名中五生殴打，以及在沙巴一所中学内发生的中学生被同学毒打案件，还有几名同学在旁拍摄视频和照片。
马来西亚预防犯罪基金会（MCPF）称，校园内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霸凌，甚至包括导致重伤或死亡的肢体暴力，影响了84%的18岁以下青年，而这些令人寒心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未曝光的霸凌事件。
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转发的霸凌视频和新闻报导，普罗大众都为受害者感到痛心，也谴责施暴者的行径，但究竟要通过什么方式或预防措施来阻断校园霸凌的暴力行为，甚少有人直观问题核心，也就是：未成年霸凌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什么造就未成年霸凌者的暴力行为？
擅长研究青少年心理的马大精神及心理医学专科医生邹升见向访问提及，施暴者的霸凌行为，与生理、心理或环境因素有关。
首先，生理因素主要为遗传性暴力行为。如果施暴者的父母亲有暴力倾向，小孩也较大机率成为霸凌者；其二，环境因素来自于施暴者的周遭环境问题，例如学校或家庭对成绩的高期待，或是贫穷的家庭环境，让施暴者产生无形的压力，借由通过霸凌同学来当作抒压方式上。
不过，邹医生认为，大多数的霸凌行为是源自于心理因素，且往往与原生家庭有很大关联。
“无论施暴者是因为失去双亲，或是源于父母的疏忽管教，这都会让他们在一个缺乏管控或正确的教育环境下长大，让他们进一步承受心理创伤。例如，小时候会经常被责骂、打骂，甚至是遭遇家庭暴力，霸凌者会将这种心理创伤潜意识地发泄在受害者身上；也有一些霸凌者会模仿父母亲的行径，复制这些暴力行为。”
邹医生以自己近期的一起病例为例，这名11岁的小女孩，在父母亲离婚后由父亲抚养，并经常受到父亲的暴力对待。这使得她无意识中学习暴力行为，随后惯性地推撞或拳打其他同学。在心理治疗期间，邹医生发现，她施暴得对象不仅是同学，也开始将暴力行为转移至小动物身上，活生生将它们虐待致死。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当，但她说，自己在看到血液流出得那一刹，让她有种舒畅的快感。
邹医生补充道：“这是一种心理受创现象，她将自己被暴力对待的阴影转移到受害者身上，来缓解自己的创伤。所以你可以想象，她究竟是在经历了多少的创伤后，才变成了今天这样。”
从心理学角度解析，霸凌者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一个医学名称，算不上是一种心理疾病，但通常施暴者患有不同的心理疾病，常见的有忧郁症、躁郁症、过动症等等，而暴力行为是受心理疾病影响下所引发的错误举动。
邹医生接着再提出另一项病例。这名14岁少年的双亲尽管已经离婚，但仍处于同居状态。家庭里共有5个兄弟姐妹，成员众多，加上父母对孩子疏于管教还惯性打骂，导致年纪轻轻的他误入歧途。只有14岁的他不仅加入了私会党，还经常性酗酒、吸毒、霸凌同校生甚至校外生。在心理治疗的诊断下，少年患有忧郁症与过动症，在恶劣的家环境下长大，导致他逐渐出现霸凌的暴力倾向。
透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了一个让人很是痛心的事实—— 身为霸凌者的他们，何尝不是受害者？
惩罚不是唯一 司法鼓励改过自新
在冲突事件里头，除了要照顾受害者，司法角度同样也主张协助未成年的霸凌者改正自新，让他们有机会回到人生正轨，并融入社会。执业律师陈劭康指出，《刑事法典》第82条拟定，10岁以下的儿童无需对其行为付上刑事责任，因为由司法角度而言，他们是无任何犯罪能力或思想；至于10至12岁以下的儿童，则需要先评估他们是否对自身的犯罪行为有足够成熟的理解能力，否则需要负上刑事责任；还有13至18岁的青年则根据《儿童法令》下规定的程序和条文进行审讯和判刑。
陈劭康对此进一步提及：“如果罪犯是未成年人，法官可以根据案情的严重性给出不同的刑罚—— 可以警告后释放、辅导、实践社会服务、甚至送到感化院 ，而坐牢是最后的选项。就算这些少年犯被判入狱，也不能和成年的囚犯关在一起，而且必须要在最高元首的谕令下坐牢，而不是根据刑事法典。只要监禁满一年，会有委员会前来审查，再与最高元首商议是否要再继续监禁。如果是14岁或以下的少年犯，法律甚至明文规定不得判他入狱 。”
根据我国的《儿童法令》，为了保护儿童的隐私和人权自由，涉及他们的霸凌事件会在儿童法庭（Child Court）进行，不允许有入席者旁听。此外，法官也不允许未成年犯人留下案底，即使留下案底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各种人身自由的限制，譬如出境、求学或工作。
“譬如说，吉打在2019年的一宗校园霸凌案件。一名9岁的女学生被殴打，导致她脊椎骨弯曲受损，无法再行动自如；另一起是2021年发生在麻坡的霸凌案，14岁的学生被一群学长殴打至肋骨受伤…… 还有许多媒体所报导过的校园霸凌案，在进入法庭审讯后，法官都不会写下判词，也说明不会留下犯罪的档案。”
正如陈律师所言，《儿童法令》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都以教化和导正为大方向，通过教化让这些少年犯有信心和能力回到生活正轨。相反地，若以成年人的刑事法典来执行，少年犯将自小承载着犯罪身份与外界异样眼光，不仅没有帮助他们，也进一步将他们推往歧途，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
法制教育双管齐下 遏制校园霸凌
虽然近年来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校园欺凌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也说明，意识倡导与教育必须同时加强，才能进一步帮助遏制校园霸凌事件。
“一个受害者究竟需要承受多少的创伤，才会成为下一个霸凌者？”
反复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创伤经验，皆是邹医生面对多个校园施暴者案例的深刻体会。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成年人有义务去举报或阻止霸凌事件，因为如果成为霸凌案件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其实就是帮凶。至于未成年人，我们无法苛责太多，他们能做到自保，已经很不简单了。” 邹医生接着表示，对于未成年施暴者的谴责、惩罚和歧视，往往只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获理解，心理承受更多压力后加剧暴力行为，如此只会陷入霸凌的恶性循环。因此，无论是霸凌者或受害者，邹医生都建议家长和校方以教育和心理辅导来阻止和纠正，并关心双方的心理健康问题，深入了解霸凌者内心的阴影和纠结，才得以有效阻断霸凌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