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全国大选，希望联盟成功击败了执政60年的国阵，成为马来西亚的新政府。然而，毕竟是第一次当政府，希望联盟的高官们除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政府的运作模式，还必须穷于应付人民在大选期间对他们的期许。如果不是背后默默为他们打点一切的“助理”，这些部长副部长们究竟会忙得有多焦头烂额，可想而知。
如同部长与副部长一样，这班积极想要改变马来西亚的“高官助理”，也是首次踏入政府体制，而且来自不同背景，包括律师、政党秘书以及非政府组织人员等。你是否会感到好奇，部长的秘书都是什么来头？他们身上又肩负着什么样的工作？
陈劲晖（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政务官）
目前在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担任政务官的陈劲晖（30岁），原本的职业就是一名律师。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法律系的他，5年前就因答应现任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担任其选区（古来国会选区）助理而搬到柔佛古来居住，之后辗转进入当地律师楼工作，成了一名执业律师。5年后，他又毅然决然地卸下律师一职，回到吉隆坡，在副教育部长底下当政务官。
由于公务员不能身兼二职，陈劲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辞去律师工作。对此，陈劲晖表示，其实他也看见许多比他资历更深的律师，为了进入新政府工作、参与改革，而下定决心离开了多年的工作岗位，因此他这个决定也没有外人想象中那么“挣扎”。
“因为我家里包括我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在教育界服务的。妈妈之前是老师，爸爸之前是校长，我姐姐现在也是老师，所以我本身对于教育这个课题，从以前到现在都比较有兴趣，或者是有接触到。对我来说，进入教育部工作也是我的一个期待。”
除此之外，陈劲晖也抱持着一个想法“年轻就是本钱”，因此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是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机会。
我25岁决定去古来的时候，就觉得nothing to lose（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做对了这个选择，是人生的经验，我做错了这个选择，依然还是人生的经验。到了30岁，这个想法还是没有变。
如今，陈劲晖在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主要负责处理三项事务，包括国会、华小硬体设备以及华中事宜。在召开国会期间，陈劲晖在早上8时就要抵达国会，准备当天的资料及问答环节，国会结束后，则要看上司张念群是否有活动要出席，如学校的活动、任何开幕、闭幕典礼等。倘若没有，陈劲晖便会返回办公室处理公务，参与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跟进新旧华小的搬迁进度、讨论学校的拨款分配等。
到了傍晚，秘书们也会轮流陪着上司出席大大小小的活动或饭局，比较特别的是，因为陈劲晖原本就在古来帮忙张念群处理选区的法律事务，所以到了周末，如果张念群在柔佛有活动要出席，陈劲晖也会跟着她一起南下。偶尔上司必须到外坡工作时，陈劲晖也会陪伴在侧。
律师和教育部的工作，看似全然不相同（实际上也完全不相同），但对陈劲晖来说，有一点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份工作都很忙碌。
“我最怕别人问我‘How are you’、‘最近忙吗’，因为这个是没有答案的……每时每刻都在忙。周末依然要上班，出席活动啊，做一些很琐碎的文件、工作这样。至于周一至周五，白天几乎都要开会、出席活动，所以一直要等到五点半过后，不再有电话打进来，不再有人走进来了，也就是五点半到九点这个时间，才可以真正坐下来做一些行政工作，处理文件等。”
尽管一直处在上班状态，偶尔也会让陈劲晖感到吃不消，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满足感却是别处找不到的。
“我觉得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有满足感，这四个月来，我觉得这份工作给到我的满足感是，去建不同的华小、处理学校的事情，然后帮助华文教育。当然，这是新政府，所以我也不该把自己框定在‘只处理华小的事宜’，因为一个好的政策，它应该适用于所有学校。我觉得能够进入政府工作，去理解整个政府的运作、去决定政策，这些东西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林芮光（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新闻秘书）
加入行动党足足有12年的林芮光（34岁），是交通部长陆兆福的新闻秘书，主要协助部长留意各语言报章针对交通部的相关报导，处理记者会事宜以及做好随时应对危机的准备。
“我每天早上一睡醒就要看完所有的报纸，但monitor新闻这件事其实是一整天的，比如说部长开完一场记者会，基本上同样的内容、同一则新闻我要看最少30次。因为有不同的媒体，单单中文报就有6家，还有《当今大马》、《透视大马》、《NST》、《星报》等，然后还有网络新闻媒体及电视台。我们需要知道媒体怎么写，用哪个角度，也要确保没有错误。”
林芮光指出，每天从早到晚“追”新闻的确会出现“新闻疲劳”的情况，偶尔也会因“新闻太多”而错漏了某则新闻，但这个举动却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部长团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民众的情绪，当部长发表某某意见或政策后，民众的情绪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100%正面，但至少你要了解负面的人在弹什么。一旦负面情绪占多数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这个可能是一个危机，要启动危机处理的模式。如何意识到危机？就是从留意新闻、社交媒体以及社交媒体里的留言开始。”
除此之外，在交通部发表任何一个重大决策前，作为新闻秘书的林芮光也会跟着部长陆兆福参与相关会议，确保政策出炉后，自己在应对媒体时，能够比任何人都清楚具体内容及交通部的立场。“我们要预先知道，才能预设会有什么问题和挑战，人家会质问你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去想好应对方式，而且要很清楚我们（交通部）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得不提的是，这并非林芮光第一次接触新闻秘书的工作，早在2007年，他就担任过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的新闻秘书，之后也先后担任了林吉祥的特别助理以及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算起来，22岁就加入行动党的他，党龄也有12年了。
也因为如此，当陆兆福询问自己是否愿意进入交通部担任新闻秘书时，林芮光很快地就接受了这个挑战。
我是2006年加入行动党的，12年了，今天终于能够进入体制里面。很多东西是这样，你站在外面的时候，即使看到不对的地方，你也只能反对或提出意见，但执政党未必会理。今天我们终于成了执政党，就更应该积极投入政府事务，把自己的想法跟理念做好，把整个东西做好，不能重复以前的错误，不能重复前朝的问题。
即使林芮光只是部长办公室里的其中一名秘书，并非政策决策人，他依然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为这个新政府带来些许的改变。
“我们希望能够带一个新的文化进来交通部，比如今天有人来向我们求助，无论是公司或民众，只要这个案子是合法的，我们就会尽力提供帮助，但我们一定会讲清楚‘no under table’，绝对不拿钱。就是在black and white（白纸黑字）写明的规矩上，能帮到的就帮。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不再奉行‘前朝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只是要把事情做好而已。”
黄彩仪（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机要秘书）
早在务边区国会议员李文材被委任为卫生部副部长之前，黄彩仪（34岁）就已经担任其选区助理长达8年时间。若要说起黄彩仪之所以成为李文材的秘书的经过，那就得回溯到前者的大学生涯……
黄彩仪2004年进博大（UPM）时，就加入了一个提倡社会平权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前进阵线’，开始参加学运，那时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也认识了很多参加学运的朋友。
当时很认同一个说法是，能够进大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因为社会原本就有很多的不平等，例如有些父母会花钱让孩子去补习，孩子进大学的机会因此提高了，比喻得夸张一点的话，其实我们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进入大学的。
自从接触了社会平权的概念后，黄彩仪的大学生涯不再只有课本与作业，而是更积极行使公民权。
“当时只要有示威或集会，而集会宗旨是我认同的，我就会去参加。还记得有一次，差不多快毕业的时候吧！我去参加了一个抗议油价上涨的和平集会，结果亲眼目睹警察如何暴力对待参与和平集会的民众。至于第一次中‘水炮车’，则是2005、2006的时候，也忘了当时是抗议什么，只记得那场示威是办在美国大使馆前面。”
另外一个让黄彩仪难以忘怀的“示威回忆”，则是2006年爆发的“Kampung Berembang事件”。当时，政府计划将该地段卖给发展商，因此采取暴力手法强制拆屋，驱赶那些早已在当地生活了好几十年的居民。为了阻拦政府强占土地，黄彩仪加入了抗议活动，最终成了被警方“抬着出去”的其中一名示威者。
“当意识到社会的种种不公，亲眼目睹过警察滥用暴力，亲身经历过压迫，我才开始去做更多东西，去对抗这些不公，所以我毕业后就进入了非政府组织人民之声（SUARAM）工作，那个时候主要负责宣导《世界人权宣言》。我觉得推广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民唯有知道自己理应享有哪些权利后，才会懂得去争取。”
在人民之声待了2年后，黄彩仪渴望看见政党轮替的想法也变得越来越强烈，最终促使她加入了公正党，并于今年7月正式进入卫生部，担任副部长李文材的机要秘书。说来也巧的是，在大学攻读食品科学与工艺科系的黄彩仪，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才算真正踏入跟其专业有关的领域。
“虽然每位部长和副部长都有机要秘书，叫作SUS，Setiausaha Sulit，但每个机要秘书的工作内容都不相同，主要是看上司如何安排。像卫生部副部长办公室，就只有2个秘书和1个特别事务官（Pegawai Khas），特别事务官主要是处理卫生课题，比较专业的部分，而我则是专门跟着部长一起跑，包括安排行程、应对媒体、准备国会的问答环节及处理大大小小的邀请函等，主要都是协调工作，周末则要回选区处理选区内的问题。简单来说，有点像是艺人的经纪人吧！”
究竟部长秘书有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呢？黄彩仪的答案是——没有。“每一天的行程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今天早上6点就起床了。与卫生部相关的会议和组织很多，单单是医生就分成很多专科，每个专科都有自己的医生协会，而各个协会只要举办研讨会，几乎都会邀请部长或副部长出席。因为每场活动我都要跟着副部长出席，帮忙协调或做记录，所以有试过开会开到晚上7点，但就只是开完会或出席完活动而已。7点过后，我才开始要做一些行政上的工作，例如查看电邮、回电话等等，可能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11点，甚至12点了。”
尽管工作占据了生活的一大部分，对黄彩仪来说，部长秘书却不是一份“苦差事”，因为曾经渴望看见政党轮替的她，终于有机会见证，甚至参与政府改革。
“这几个月来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以前是反对党嘛，你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部门的运作和运行，你也不知道官员是怎样做事的。你要学很多课题，有些课题或许是你从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比如说各个国家的健保制度有什么不同，哪个制度比较适合马来西亚参考，又或者怎样去管理卫生部的资源等等。”
除了要了解各种卫生课题外，黄彩仪也指出，这份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是如何去改变一个60年都未曾经历过改革的“大公司”。“包括整个官僚制度，60年下来很多东西很难改变。如果换做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很多事情、政策，可能开一个会，做出了决定，底下的人就会各自去做自己应该做的部分。可是政府跑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大家很怕负担一个责任又或怕出错，无论是大大小小的指示都需要先写paper（文书），有了paper，他才肯帮你做，这样下来其实就会拖慢很多进度。”
改变非一朝一夕
实际上，当问及正式踏入体制后所遇到的工作挑战时，同样抱着大刀阔斧的决心却遇到阻碍的，并非只有黄彩仪一人，还包括了陈劲晖与林芮光。陈劲晖更笑称，办公室里的官员一度还质疑他们这些“新人”到底是不是执政党，只因为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办事态度，似乎只有“反对党”才会有。
其实，无论是刚踏进体制的部长副部长，或部长身边的秘书，相信他们和你我或许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之所以站在今天的位置，只是因为他们也曾渴望看见改朝换代，而且积极参与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
当然，新政府就批评不得吗？并非如此。就像《纽约时报》写的，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应当是——“当你认为他们做得好时，赞扬他们；当你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时，指正他们。”
虽然在速食文化当道的年代，要“凡事不能等”的现代人“等等看”是件难事，但对于新政府需要时间作出改革这件事，还是请大家多给一些耐性吧！毕竟在一家“60年不变”的巨型公司里，能看见一批有理想、有冲劲，甚至不计较牺牲个人时间来完成工作的生力军，难道不是一桩好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