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大马”的屋檐底下，各族看似和睦共处，和睦又是否仅停留于此？仔细一看，似乎人还是会被某些东西“划分”。也许是肤色，也许是阶级，抑或语言……“就像生活在一个透明的泡泡里面，你看到外面有跟你不一样的人，但是你未必能够接触到他。”想要生活节“发起人黄盈盈这样形容。
先建立桥梁，才有可能通达彼此
“不是肤色让我们有隔阂，而是我们对于语言的掌握。”语言在此成为关键，似乎自古以来，人总会自然与同语系群体相聚，“生活在不同语系的圈子里，有时先不谈深层的跨族群文化交融，我们连接触都不多。”想要生活节（I Want Festival）发起人黄盈盈认为——重要的是先去交朋友，突破局限着你的泡泡。
因此才诞生了以提倡社会参与为主旨的“想要生活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聚一地——“要打破隔阂，首先需要有人搭建桥梁，桥建好之后，两方的人才能通往彼此。”无论是“Hi-lighter荧光笔工作室”抑或“想要生活节”，他们做的正是建立桥梁的举措。
今年，想要生活节联合LOCCO的Keretapi Sarong活动，在大山脚举办马来西亚日快闪。穿戴纱笼，搭上公交，节日当天一早才公布集合地点——这个活动的魅力，足以让人在公共假期一早起床。
“在马来西亚日那天，我们一起唱歌，跳久贾舞（Joget）。每次活动隔天，参与者都会在社交媒体寻找自己被拍下的照片。”项目协调员法依扎·阿哈卡姆（Faizah Ahkam）这么说。快闪之前是陌生人，但沉浸在节日的欢愉，众人即兴舞蹈，隔天便有了情谊。
然而将近五年，参与者突破一万人，这个充满活力又促进国民团结的活动，尽管在马来社群是风潮与革新，但来到华人社群，似乎熟悉它们的人极少。
最难的地方，才是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
是否又一次证明了隔阂的存在？在语言（以及更多）的障碍下，我们总是难以抵达彼此。而在乔治市艺术节（George Town Festival）的社区剧场中，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从乔治市中心走向边缘社区，艺术总监邓壹龄一开始就找来了马章武莫（Machang Bubuk）州议员李凯伦。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去混合区。我想去很难的地方，就是有更大文化冲击的地方。
最初发想中，邓壹龄便想纳入不同族群。在斯里章谷园（Taman Sri Janggus）组屋一带，聚集较多平民劳动群体，且社区长久以来受垃圾问题困扰。他们如何通过艺术，为这个社区说故事？
“社区剧场就是代表人民的声音，为社区发声的。”邓壹龄强调。因此在乔治市艺术节的社区剧场中，他们请来美国的裁纸刀剧团（Boxcutter Collective），与五名本土艺术家合作制作巨型偶的踩街活动，通过诉说社区议题，让人们看见这片土地正在面临的问题。然而，“外来者”如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接纳。
“那原来是一个没有人看好的地方，艺术家们在三四个月前就去做了社区探访、采集故事，更重要是取得信任。”但敲门，没人出来；办工作坊，反应也及其冷淡——“建立关系是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他们想出各种新奇的方法让大人参与，去到门口敲锣打鼓，还是用榴梿以及食物吸引……”往往，大人工作忙碌无暇参与——
但这一次，我们的理念是不要放弃大人，因为放弃了大人，小孩也会失去希望。”邓壹龄说。
居民成为艺术家，为自己的家园说故事
美国“裁纸刀剧团”的巨型偶游行，最早为了反越战而兴起；她也相信——
当艺术回馈到社区，我们就会想社区需要什么。尤其它不只是一个大家一起热闹敲锣打鼓走街的形式，除了一个层面的娱乐，它也可以让人去反思；它可以教育，也可以陶冶。
花了将近九个月，社区剧场才有了雏形。踩街活动上，用环保材料堆砌而成的巨型偶，怪诞脸庞、异化四肢，有的象征入侵社区的垃圾怪兽，也有的代表开垦森林的推土机……“艺术家问小孩，如果有一个开发森林的怪兽，你觉得它会长成什么样？然后小孩就一笔，一笔画出他们想象中的样子。”
与其说，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专长为社区做些什么；不如说，社区介入了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也介入了居民的生活——他们从抗拒到彼此接受、融合，最终在踩街活动上所看见的巨型偶、道具，都是他们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日子后，对于这个社区的想象。
但现实不总如预期。走进混合区，其中一个挑战又是语言；邓壹龄提起，“伊斯兰教里严格禁止偶像崇拜，当居民看到巨型偶时，要如何让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个艺术作品？”
因此在义工团队分配上，特别考虑到了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除了来自美国的裁纸刀剧团，义工团队包含不同国籍成员。说服当地居民走出家门，参与巨型偶制作，到最后现身踩街现场——人们需要沟通的媒介，而流利的共通语言，多数时候更能产生信任。
免费背后的代价？大型活动的隐藏开销
一如黄盈盈所说，不是肤色让我们有隔阂，而是我们对语言的掌握。“国家会分裂，源于国民不团结；而追根究底，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共用一样东西。”然而，艺术节正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魔幻时空；它超越了民族与语言，此时此地，有人因为一样的“相信”而聚集。
2023年，想要生活节办了一场户外演唱会，主题为“Kita Lain Kita Sama”。免去票价，让参与者有机会接触自己舒适圈以外的表演者——但“免费”的背后，主办方承担了怎样的代价？
“在承办大型活动时，除了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和保险，还得与不同单位协调和周旋。此外，还需要有人来拉电、维持秩序、负责场地清洁和设置救护设备。如果是演唱会，流动厕所等设施也都是必须的，这些都是民众看不见但实际存在的花费。”
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起收费的问题。从免费到收费，观众必然面对一定的心理转变——免费的活动参与门槛低，一旦收费，观众便会对价值产生疑虑以及比较。
一如邦咯海岛节，最早从免付费活动开始。岛民从抗拒到接受，庄立康与团队花了不少时间，用行动打破质疑。他们通过艺术感染社区，于学校礼堂办节令鼓表演，慢慢的居民开始融入，也自发性为游客导览。
文化该不该收费，永远是文化工作者必经的挑战。黄盈盈说，最初她决定转向收费制，身旁朋友都告诉她不可能；连同邦咯海岛节，或许也丢失了一部分岛民参与者。尽管收取的票价，远不能抵消支出，但培养起大众为文化艺术付费，依然需要从教育开始。
培养以及引导观众，是艺术工作者的修养；邓壹龄认为，教育观众之前，更应该教育艺术工作者。而艺术节的困境，环环相扣，但他们都异口同声：你问我难吗？难。但还是会继续做。
你也可以读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