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瘟疫中 | 专题 | 访问 The Interview

世界从未如此“平静”。街上偶尔经过一个路人，马路只有疏落的汽车行驶，地铁火车限时穿梭，机坪泊着无法起飞的飞机，办公大楼里没有人工作，学校上下课钟声停顿，建筑工地剩下起重机孤零零留在钢筋堆中，许多酒店门口贴了“closed”的通告只有门卫是唯一的留守者，旅游景点看不见到此一游的身影……

行管令的限制，让人们躲在屋子里，为阻断疫情传播链的目标，我们也从未如此“团结”过，困守围城，蜗居在家，数算两周为一季的日子。日子似乎抽离宇宙轨道飞逝而过，却又如此漫长。百业萧条笼罩之下，濒临绝望的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恐慌，能稳住自己的，可能是每日煮出四菜一汤的佳肴，做直播课堂，或回忆过往。社交平台展现出来的日常，彷佛是瘟疫给予的恩惠，有人发现了自己的潜能，有人思考了生命的价值，有人觉得被迫放假也是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忽地高尚起来。生命的捍卫，以一米距离丈量，以隔离保护，“不自由毋宁死”的追求，此刻成了不道德的信念。

一栋楼，拥挤的单一故事

苏丹街圆周一公里的范围内，一片寂静，车水马龙的光景已消失一个多月了。中华巷所有的食摊停止营业，后边的李霖泰市集只有一两个卖菜的档口还开业；少了行人的步伐和噪音，老鼠横行无忌。平日热闹的茨厂街，空荡荡摆空城计那样，一两个游民坐在不再摆卖廉价膺品的摊位，私用起档主的插头为手机充电，或开了挂壁电风扇纳凉。

这一带，靠大量的移工撑起市场活力，他们是盘踞此地的经济生力军，也被当地人视为抢滩的外劳。如今他们也躲了起来。

进入老旧的战前楼房里，一个孟加拉国就在里头。三层楼的狭窄空间里，间隔了许多豆腐格般的房间，有些稍大，挤得下6个人躺下睡觉，有些只能3人同房。没有窗户，没有床褥，没有衣柜，一条绳索从一角拉到一角，用来悬挂各自的衣裤。房租从马币300到600之间，视乎房间大小。做饭时间到，大家蹲坐在房间里切菜，辛辣的洋葱、辣椒味弥漫难以消散，让人眼睛刺痛。切好菜，拿到潮湿的厨房煮，五六个火炉并排在水泥台上，大伙儿轮流使用。不见冰箱，他们不需要，菜都是每天买的，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能有一顿就一顿。

网络上广传一位印度医生写的帖子：“能保持社会距离是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禁足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在这栋逼仄的楼房里，住了六七十个迫切需要工资的孟加拉移工。

在锁国政策下，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很难回老家，因为老家也处于封锁的状态。如果不是非不得已，他们不会离开大马，而是想尽办法更新每年的工作签证，签证代理费一次马币4000。见有人来了解他们的处境，从开始几个人的拘谨，到一个接一个要前来诉说，聆听者像问诊那样，逐个接见。而每个人的故事都雷同：老家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我要养一家老小，这里也没有工作了，现在有一餐没一餐……重复又重复，困境堆叠起来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钱。

没有储蓄吗？不懂得未雨绸缪吗？

“赚到的钱，大部分寄回给家里人，剩下的作为日常开支，所以没剩下多少在身边。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帮助。”阿布，莫哈末，拉马丹，这些穿行在我们当中的人名，只有身份是清晰的，脸庞却模糊，我们只管他们叫外劳。

部分楼房里的孟加拉移工，他们是市场生力军，也是被视为抢滩的外来者。（摄影：刘志海）

陋巷游民

“身为土著，那些孟加拉人过得比我们还好，收入有些高达三千块，还有房子住。”安莎（32岁）与她的两个名叫法立（40岁）和卡斯（41岁）的男性朋友，坐在后巷打发时间时如此说。

“都说我们是懒惰的一群，但我们都愿意工作，只是没有文凭自然找不到好工作，也难找到固定的居所。”谈话期间，一个罐头垃圾从楼上被抛下，“咚”一声响起。法立即刻抬头说：“你看这些楼，里面都住了他们。这栋是，那栋也是，都是外人，这里可是马来西亚。”

来自太平的她，和来自沙巴的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吉隆坡找工作，有被代理骗过钱，也做过各种低薪工作。日子在兜兜转转中不知不觉五年、十年过去了，大都会的繁华，收留了他们的沧桑。行管令期间，他们没工可开，也没家可待，每日缴付马币80合租酒店客房，白天则到外头游荡，无事可干。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回家。

“感到羞耻。很羞耻。”卡斯垂头呢喃。

安莎，法立，卡斯，三个人找到三双“新鞋”（也可能是偷来的），有那么一点开心，短暂的。（摄影：刘志海）

陋巷里是游民的后花园，尤其是现在人烟稀少的当儿，他们能不被驱赶的随便逗留在一个角落。发现希拉坐在轮椅上，把自己藏在一片隔板后，她问起今天报纸是否有刊登某个消息。她喜欢阅报，一般看Kosmo，若没有，就选择Metro。到KK杂货店给她买一份Metro报纸，她随即翻开来看。

希拉身上散发毒品的味道，不知多少日没洗澡。问她住哪里，说是附近，父母的家则在城市的另一端，现在只是来这里闲坐而已，等下会有朋友送她回家。语气如此平淡，只是谎言包装不了看起来落魄又邋遢的她。

又说起有个叔叔以前在媒体界工作，时常把免费杂志带回家给她看，阅读是她的兴趣。彷佛在说着一个虚拟的世界，也许是真的，现在的景象才是幻象。她不抗拒拍摄，一副处之泰然的架势，如一个有着正常生活那样的人，面对多管闲事的陌生人，如面对路人问路那般自然。

和她告别，她头也不抬一下，继续阅报。

下午中央艺术坊外的街道，来了派饭的自愿人士。游民忽然现身，从各个角落走了出来，排成一支队伍逐个领取粮食。没有人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也许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换了平日，一般人都会主动避开他们，何止一米的距离？

安莎闻风而至，她排了两次队。

站街等不到客人

琳达挺着胸翘着屁股走在烈阳下。她倒是没有忘记戴口罩。口罩下，她的胡子渣没剃干净，许是这段日子少了很多客人，她也忽略了妆容。

她毫不避忌说出自己的故事，坦荡暴露，她说没必要欺瞒。只是，在说话之前，她要求帮她缴付一日的酒店房费，再给她少许零钱。酒店房租马币65一日，跟着她回去，问掌柜的男人：“她是住这里的吗？”对方点头，显然知道琳达是干什么的。

房间很整齐，衣服都折叠得好好的。琳达用浑厚的嗓音娇媚地说：“我是女人嘛，当然爱整洁。”

拉开话匣子，她滔滔说个不停。从身世，到和客户做爱的姿势，都一一道来。

行情不好，也不是琳达第一次面对。1981年生的她，年轻时在槟城的表演场所当背景舞蹈员，后来到了吉隆坡，继续在声色场所工作。2018以前，生活还过得不错，等到这些色情表演场所因政府管制严厉而陆续关闭后，她开始陷入财务困境。而专职走向娼妓这条路后，她再次面临经济危机。

之前她每日最多接5个客人，一次收费马币60，提供性交和口交服务。行管令期间，交房租成了她每日烦恼的事，站在街头一整日都接不到一个客。关于性工作者的故事，对再怎么有猎奇心的人来说，都已是老掉牙的滥调。一个装着女人心的男人，不外是从易装癖开始，然后进入色情行业，接触毒品，来来回回被警察捉关进监房里，面对宗教信仰而内心挣扎，希望能早日踏上正途，害怕去世后阿拉不接受自己——这就是她一直不愿意做去除阴茎手术的原因。

“我的梦想是开一家美发院。如果能有这样的一日，我愿意不再穿女装。”

暂时收入惨淡，幸好琳达领了一次政府救援金马币500，她即刻用来交租：“我不喜欢欠钱。”但身有糖尿病的她，买不起药，已停止吃药。别说糖尿病药，她现在也没办法吃其他增加雌性激素的药，因为那些都成了禁药，目前只靠避孕药当作荷尔蒙药来吃。

拍照时，她问：“到时候我的眼睛会画上黑条吗？”

回应她说：“你又不是罪犯！”

“也对，我不是罪犯。”然后就妩媚地笑了起来，胡子渣扬起一道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