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新冠肺炎持续蔓延，政府果断地在2020年3月18日实施了第一次的全国行动管制令（MCO），当时的风声鹤唳，仍让人记忆犹新；时隔一年，因新增确诊病例节节攀升，政府逼不得已再次“祭出”全国行动管制令，希望能压平曲线。但，对于好不容易挨过了MCO 1.0、MCO 2.0的各行各业来说，这个看似决绝又令人存疑的FMCO，究竟是“出路”还是“死路”？
餐饮业——没有疫情才能脱下口罩，自由用餐
2014年10月，廖伟凯与另两位合伙人决定将绘画融入咖啡中，让咖啡变得更有纪念意义，因此在吉隆坡蕉赖开了第一家书签咖啡馆（Bookmark Coffee）。
五年后的2019年11月，他们在雪兰莪州开了第一家分店。但这一家分店来得不是时候，廖伟凯与合伙人从来没有想过，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他们大展鸿图的步伐。
2020年3月18日，鉴于疫情越来越严重，政府决定落实行动管制令（MCO），除了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家外，所有商店必须关闭，餐厅禁止堂食，只能打包或是外卖。
突如其来的MCO，让廖伟凯与所有餐饮业者措手不及。
“当时感到无助，听到消息时，满脑子都是该怎么维持营业、要怎么谋求出路……”
但他知道，他不能倒下。
所幸在疫情前，书签咖啡就已和外卖平台GRAB合作，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一切从零开始。
但是廖伟凯感到奇怪的是，疫情前，在外卖平台申请入驻的速度通过得很快，疫情后，商家对于外卖平台服务需求激增时，申请的周期反而变得更长了。
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认为餐饮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转换营业方式，亏损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却不曾想，这是幸，也是不幸。
对于餐饮业者而言，大平台的收费太贵，小平台的曝光率太低，无论选择哪一个，损失都是唯一结局。
“GRAB平台收费太高，到了最后才发现，一整个月的忙碌都是白做。”对于外卖平台对餐饮业者赚取的服务费，廖伟凯是不满的。
根据GRAB的官方规定，每一份外卖都会抽取20%至30%的服务费，而这个费用尚未加上销售与服务税（SST）。
这对饱受打击的餐饮业者而言，是一场梦魇。
许多外卖平台在宣传中都打着协助餐饮业者的旗号，从而吸引大量的业者入驻，但是却没有真正考虑到店家最后赖以生存的盈利，是否会受到高额服务费的影响。
不合理的收费让许多餐饮业者忿忿不平，但是却无可奈何。
“我觉得GRAB的宣传，口口声声说会协助店家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店家仅有的盈利都被平台抽完。”廖伟凯有些愤慨，但是想要让平台体恤商家更是犹如蚍蜉撼树，因此在此之后，他选择离开GRAB，投入另一个外卖平台的怀抱。
但是MCO所造成的损失终究是难以弥补的。
在第一阶段的MCO结束后，复原式行动管制令（RMCO）期间，餐厅允许恢复堂食，书签咖啡也像是迎来了雨后骄阳，营业情况逐步改善。
他们在复原式行动管制令期间战战兢兢地遵守政府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SOP）——测量体温、定期消毒、确保餐桌都有至少一米的间距等，甚至会免费提供透明的塑料袋让顾客放置口罩。
但是这却敌不过政府和民众对于遵守SOP的松懈。
2021年1月13日，在医疗体系饱和和崩溃的前夕，餐饮业者最不愿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首相宣布马来西亚再次进入行动管制令（MCO 2.0），在此期间，禁止堂食，只能外带或是外卖。
许多人认为2021年的1、2月是许多业者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的最佳时刻，但廖伟凯并不乐观。
不见得有什么期待，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业者的无力感。
但是在经过MCO 1.0后，廖伟凯不会像之前一样感到无措和茫然，在MCO 2.0期间，他积极拓展书签咖啡的业务。
“在首相宣布（落实MCO 2.0）之后，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疑问，是我过年可不可以回家。我想，和这城市里的游子们一样，或许将无法回家过年。” 书签咖啡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
因此，为了代游子向家人、亲友表达相思之情，书签咖啡推出“家书”肉干系列，让游子们能够聊以慰籍，并获得不错的反响。
对于廖伟凯而言，落实MCO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只要新冠疫情不受控一天，餐饮业就需要多承受一天的威胁。
希望政府尽快把疫情控制好，希望人民遵守SOP。只有疫情控制好了，我们才能肆无忌惮地脱下口罩，自由用餐。
这是廖伟凯作为餐饮业者所希望的。
“何处积乡愁，天涯聚乱流。”这也是许多游子所希望的。
理发业——只有疫情结束，才能安心营业
今年是陈简（化名）在八打灵再也的一个小区内经营理发店的第二十年，对于她而言，新冠疫情是她营业以来最大的危机。
“现在都讲要用电子钱包给钱，但是我都不会用。”她无奈地说到，因此每次收银都只能继续让顾客给现金或是银行转账。
店内面积很小，原本店内就只有十张理发桌椅，在政府制定SOP后，为了拉开顾客间的距离，她的小店内最多也只能有三到四名客户。
她会为每名顾客提供一次性披肩围布，自己和员工也会在为顾客服务的时候戴口罩和塑料面罩。为每名顾客服务后，都会为所有工具和座椅消毒。
但是这样一来，成本就增加了。
去年，复原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各个美发业相关协会进行会晤后，决定允许业者对顾客增收额外费用，作为新冠肺炎防疫物件的购买经费，但是陈简没有这样做。
我知道很多其他理发店会涨价，收消毒费，但是来我这边的都是老顾客，不是很想这样涨价，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对于2021年，她是期待的，因为每年的农历新年前后，都是理发业的“旺季”，店内的生意都会很好，她期待着今年的农历新年能够补贴之前的亏损。
但是随着政府落实MCO 2.0，她的希望落空了。
其实业内也有一些理发师会迫于生计而在MCO期间提供上门理发的服务，但是陈简对此感到忧心，她认为，上门理发对自己、对顾客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虽然认为上门理发不应该，但是她却表示能理解。
“如果不是迫于生计，我想他们也应该不愿意冒险。”她说道。
有些人认为，MCO对于一直努力遵守SOP的商家其实并不公平，但是陈简并不认同。
她认为，虽然许多商家的确一直遵守SOP，但是在政府和民众都松懈的情况下，业者无论多么谨慎，染疫的风险和防疫所增加的营业成本仍然会一直困扰着他们，因此长痛不如短痛，通过MCO来阻止社区感染是必须的。
只有当疫情结束时，理发业者营业才能安心。
宗教组织——当公共健康领域受到挑战，关乎个人的宗教信仰就需暂时让位
2020年，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集会让新冠病毒在社区内蔓延开来。就这一感染群而言，就有五代传染，总确诊人数达3375人。
而当人人认为应该遵守社交距离，共同防疫的时候，一些宗教信仰强烈的信徒会高喊为了祷告而死是命运的安排，让人民对宗教活动产生反感情绪。
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格斯所说：“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遥遥欲坠的社会”。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有些人会认为，一些罔顾人民性命的宗教活动是社会的“老鼠屎”。
但是属增江基督教卫理公会的郭佳恩传道（Pastor John）却认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他看来，教会其实是防疫先锋之一。
他们透过MCRD（Methodist Crisis Relief & Development）人道救援组织，将许多的医疗防疫物品送到政府医院，并提供生活必需品给失业或是贫穷家庭。
增江基督教卫理公会更是设立了“赈灾援助金”，帮助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马人民。
“我在此并不是要高举教会，而是强调教会在防疫工作上可说是为国家，为人民尽上一份绵薄之力。”郭佳恩传道再三强调。
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觉得宗教活动是疫情的累赘和负担，因为教会也是有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2020年MCO 1.0之前，我们教会已有前瞻性的行动，即暂停实体聚会，转为线上，为的就是负起社会责任，阻断病毒传播链。
而他们并非是唯一一所为了防疫而转换形式的教会。事实上，为了配合防疫，许多教会也纷纷转换形式，尽量避免线下聚会。
在复原式行动管制令期间，疫情和缓，线下的活动才慢慢开始增加。在此期间，教会更是以严谨的态度遵守SOP——他们以“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聚会，同时举办线下和线上的活动。
在线下聚会当中，他们要求出席者严格遵守防疫准则——人与人之间至少间隔1米、与会者必须全程必须穿戴口罩、高风险群体（包括老人和小孩）严禁出席等。聚会后，教会负责人员更是会立即进行清理及消毒。
对于有些信徒坚持要到宗教场所去祷告或是礼拜的情况，郭佳恩传道指出其实只要心诚，无论在哪里都能向上帝祈祷。
圣经中，耶稣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翰福音4章24节）这节经文已经清楚教导每一位基督徒，敬拜上帝并不局限于任何的空间，而是从内心中对神发出最真诚的敬拜。
他认为，虽然线上活动缺乏温度，但是却能让教会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和时间参与教会的线上聚会。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甚至会鼓励信徒参与线上聚会，在维护信仰之余，也可以维持教友之间的感情。
崇德佛堂的资深干部黄家蒂也深有感触，他们发现，青少年更加活跃于线上活动，因此在疫情后也会继续开设线上课程，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
于他们而言，小孩和乐龄人士的活动受到较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能熟练操作电子产品与线上会议室，因此这两个年龄层的参与者会相对减少，但是疫情当前，即使参与者减少也无可奈何。
在黄家蒂看来，当国家的公共健康领域受到挑战的时候，关乎个人的宗教信仰就需要暂时让位。
“我们还是会每一天都派不同的负责人去上香，但是集体活动全部都转换为线上活动，即使政府的政策允许我们回去开小班，我们还是会谨慎。” 黄家蒂如是说到。
但是他个人对于MCO是颇有微词的。
他认为，只有当政府有着坚定的防疫决心，疫情才能和缓，各行各业才能够尽快恢复元气。
郭佳恩传道也十分认同，他认为MCO的核心是政府是否有严格执法。
倘若政府严格执法，个人认为MCO是有必要的。因着确诊人数飙升，医院空间及床位告急，立即阻断病毒传播链势在必行。
而他相信，宗教组织都会全力配合政府所颁布的SOP，负起社会及公民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