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翻阅词典吗？学生说……
在词典编纂者与词典出版业者看来，学生是词典的主要目标对象；然而，现在的在籍学生多是“数码原住民”，他们诞生后的年代便是数码、网络相当普及的年代——而他们，还需要词典吗？对此，访问找来了3名吉隆坡坤成中学的学生，让他们述说在籍学生的声音。
陈奕妤、李芯桐和刘雯慧受访时皆表示，尽管她们家里都还有纸本词典，查询生字时，更多会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或上网搜索。
“我9岁的时候，妈妈就买了一本词典给我。小学参加笔试时，因为老师要求，所以也多买了一本袖珍本词典，”陈奕妤自小就接触词典，但并未一直用下去，“现在则下载一个APP，是马来语词典；英语我也有下载一个，不会就查，基本上纸本词典没用了，也不懂放去哪个柜子上了。”
李芯桐则说：“我通常是上网查询生词，真的找不到才用词典，因为家里还有。”
刘雯慧附议道：“我也是直接Google Search，因为词典也不懂去哪里了，上网查的话，结果一查就出来了，也容易。”
她们查询生词的方式，多以使用互联网为主，但在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下，就是纸本词典出场的时候了。
“有同学会带袖珍本的词典，有时候老师叫我们预习，我们就会和同学借词典来查生词的意思。有人会带，但比较少了，”陈奕妤分享道。
李芯桐则指出，她的华文老师会带词典来学校，让学生有需要时可以借阅，而在她10岁以前，也都以使用纸本词典为主，惟有了手机后，才较常使用网络来搜寻资料。
对此，刘雯慧也点头附和，回忆道：“小学还没有手机，补习老师会要求我们带词典去查生字，不会回答就被罚，那时候就没办法；中学后因为疫情，很多网课，就直接Google Search了。”
陈奕妤、李芯桐和刘雯慧都一致认为：手机应用程序与网络搜索在便捷度方面胜于纸本词典。陈奕妤指出，若在手机应用程序里找不到需要的生词，她会选择上网搜索，或直接询问老师。
李芯桐强调，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更快捷与便利，因翻阅词典还需根据部首或首字母去找，使用网络则能直接找到。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显然轻巧与便捷是他们的首要条件，尤其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若要在数本厚重的教科书外，再加上一本厚厚的词典，一个书包的重量，恐怕连成年人也觉得重。当然，有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已在学生的教室里备好了词典。
你还会翻阅词典吗？老师说……
峇冬加里华小坐落在去往云顶的必经之路——峇冬加里（Batang Kali），而该华小的教师陈家杰在接受访问采访时透露，他们在每个教室里都备好了词典。
“华巫英三种语文的词典，我们都有准备；低年级和高年级的词典也不一样。”
陈家杰指出，峇冬加里华小共有14个班级，而他们在每个班级的柜子里，都配置了一定数量的词典，供学生在上课时可以借阅。
他分享道，平日上课时，有的学生遇到不明白的字，就会主动借阅词典，但当疫情变得严峻，学生必须在家上网课时，则更倾向于上网查询。他作为华文老师，也购买了汉语大词典和成语词典，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上网查询。
“就好象网络的‘汉典’，把汉字演变、古今异义字、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籍上的解释，各大方言音韵等内容都一并收录进去，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陈家杰表示，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在学习上，他更鼓励学生翻阅纸本词典，但如果没有纸本词典，他会鼓励学生使用有具权威的电子或网络词典。
电子和网络词典一定是未来趋势，纸本词典碍于页数，不能放入图片、多媒体等内容，这是电子和网络词典可以做到的。
他的分析以教育目的出发：在他看来，无论何种媒介，最重要的是能协助学生学习语文，而有时候，图片能够比冗长的解说来得更直观地传递出含义。
出版社仍仰赖纸本词典
话说回来，不论是黎煜才或王国宝都曾提及，纸本词典仍受文字、语文相关的专业人士所青睐。在以出版少年小说著称的红蜻蜓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许佳瑜就证实道：此话不假。
许佳瑜告诉访问，在他们的编辑部里，最常使用的纸本词典是《现代汉语词典》，而需要上网查询时，则会参考“汉典”。
“各位编辑可能还有自己‘杂七杂八’的各种词典，像是量词词典、成语词典等等。”
许佳瑜直言，在一般的编辑作业中，诸如正式排版前的复审阶段会需要翻词典：“复审时为了尽可能减少错误，可以说是逐字逐句地翻各种不同的字典。”
以编辑的立场来说，尽管她们的工作是保证文稿的用词正确、语句通顺，也必须在尽可能不改动作者原文的情况下做修改。因此，她们有时还会翻阅词典，针对“这个词能不能用”或是“怎么样的改法更贴近作者原意”进行讨论。
她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例，指出该词典收录了大约一千条词条，其中以虚词为主，也收录部分用法较为复杂或特殊的实词。在查证某些词汇是否适用于句子中时，这本词典便发挥了功效。
许佳瑜进一步分享道，在编辑部的书架上，还藏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词典，好比《Kamus Perdana》《牛津高阶英汉汉解词典》《现代汉语搭配词典》《古代汉语》、缩印版的《辞海》等等。这些多样化的词典较少用在平常的编辑作业中，却始终摆放在书架上，以备不时之需。
从过去到未来，词典的下一步是？
词典在中西方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在中国，最早被视为词典的是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将字分类并作出解释的《尔雅》；1716年，中国第一部以字典为名的辞书面世，即《康熙字典》，该部作品由30人花费6年时间编纂而成。
在西方，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记录在泥板、石头或金属上；当时的楔形文字就包括了词汇表，如按照植物、动物、城市等内容，将符号、字等内容进行统一的分类。
1815年，世上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由来自英国伦敦的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独自编著，出版了《华英字典》。该字典共分为三个部分，全六册：第一部分共三册，是以部首排列的汉英对照字典，也是中国第一部横排字典；第二部分共两册，是以字母音序排列的汉英同音字典；第三部分则为一册，是英汉字典。
被较多人熟知的《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耗时71年，历经4位主编和许多位志愿者的协助后，在1928年正式完成第一版，共出版12卷，收录了四十一万个字词，一百八十多万个例句。1989年，《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出版，共20册。
截至2022年7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仍在进行中，但第三版的《牛津英语词典》还会以纸本形式出版吗？这里恐怕得先打上一个问号。
《牛津英语词典》的现任主编普罗菲特（Michael Proffitt）正带领着70人的编辑团队，进行第三版的词典编纂工作。然而，因为网络的普及化，资讯变得过度膨胀，编辑团队需筛选、收编日新月异的词汇，工作也跟着变得繁复。
普罗菲特曾在2014年时透露，因近十年不断有新词汇涌现，词典的编纂进度可说是落后了整整20年。他估计，《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三版要到2034年才能完成。此外，由于收录的词汇量庞大，若出版，词典将多达40册，这将是非常庞大的成本，因此若订单不足，第三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或将只推出电子版。
从纸本词典到电脑辞典，再到资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词典”的载体一直在变化，就现况来说，纸本与电子仍在同一个时代里共存着，彼此也都拥有着不同的支持者。先不说未来，词典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还会翻阅纸本词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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