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在马来西亚约有4万8130名18岁以下的难民。在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他们本该快乐游戏、学习新知，但目前只有不到40%的难民小孩享有这项基本人权，在难民学习中心接受教育。《访问》走访两所蜷缩在吉隆坡的缅甸难民学习中心，环境设备的简陋，无阻学生上课时的欢乐氛围。与负责人论及这些孩子的未来，他们并不乐观，但依然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
徘徊在吉隆坡武吉免登冷柏雅路（Jalan Rembia）。早晨微雨。巷弄旁是一列老旧店屋，原本斑驳的墙面漆有色彩无比鲜艳的壁画。那是市政局数年前的一项美化工程，说是为了激活社区、促进人际互动，还有助于提高社区安全。
同样是为了安全，有人走到敞亮通明处，有人则需隐匿与掩藏。
循着门号抵达目的地，不见供人识别的招牌或字样，只见数名妇女在锅炉间准备伙食。再三询问确认，妇女微笑点头示意，欢迎访客入内。穿过灶房，走进室内，这才看见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致高昂地唱着歌。放眼望去，身后让人分不清是前门还是后门的通道，似乎是主要的出入口。
克钦族学习中心（Kachin Learning Centre）
这里是克钦族学习中心（Kachin Learning Centre），为逃离自缅甸的难民小孩提供基本教育。
克钦族，缅甸少数族群之一，来自位于缅甸东北部的克钦邦。他们多是基督徒，说着其他缅甸族群所不了解的语言。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截至2022年10月，在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多达15万7680人。其中，克钦族的人数不超过一万。漂泊异乡这些年，他们设立了克钦族委员会办事处、学习中心，互相帮助彼此更好地适应新生活。
克钦族学习中心的现任校长叫做Sam，她介绍，学习中心在2007年建立，随着难民小孩越来越多，规模也逐渐扩大，目前在武吉免登、文良港和沙登皆设有中心，今年共有24名教职人员、312名学生。
“今年新生人数蛮高的，我想之后还会有更多学生，因为我们国家的情况还是很糟。“缅甸在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的生活大受影响。”老师全是克钦人，师生比例目前是刚刚好，或者就像马来西亚人说的‘ngam ngam’，如果有人病了，就没有多余的人手。”
学习中心提供学前、小学至中学教育，学生从3岁到20岁都有，上课内容涵盖英文、社会、数学、科学和圣经等科目，也会学习缅甸语和克钦语。若该学期有志工老师参与，便会增设绘画、音乐等科目。
但眼前所见，却只有大约四五岁的孩童在唱着本地小孩并不陌生的英语童谣。Sam解释，空间不足，是学习中心面临的一大困境，他们只好将不同班级的学生拆散，各别安置在武吉免登附近区域的不同建筑里。
从冷柏雅路的中心出发，拐弯走向大路，再步入另一栋店屋，另一个幼儿班级也在其中一间单位里无忧地唱着歌。不远处的组屋顶楼，则收纳着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多得吉隆坡浸信教会（KLBC）开放场地，让中学班级的学生也有了宽敞的上课空间。
“我们的学生分散在四栋建筑里，所以很难管理。”Sam说道，“如果我们可以将所有班级聚集在同一个地方，那会更好。但这个地区的租金很高，我们很难用仅有的预算找到合适的地点。”
钦族难民联盟学习中心（ACR Learning Center）
车程不到十分钟以外的半山芭汶莱北路（Jalan Brunei Utara），另有一所缅甸难民学习中心座落在店屋楼上。拾级而上，可见楼梯墙面张贴着海报和告示，纸上皆印有线条圆弧的缅甸文，以及两只犀鸟构成的图腾。
那是缅甸钦族难民联盟（ACR）的标志。现任联盟主席Salai解释，标志上的犀鸟一雌一雄，在钦族（Chin）的文化中，它们象征着忠诚。
“你知道吗，当母犀鸟孵蛋时，公犀鸟会一直在附近守护，这和其他鸟类很不一样。它们对彼此也很忠心，若母犀鸟死了，公犀鸟也会孤独终老，不会另寻伴侣。像我们来到马来西亚，也会如此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钦族，意指来自缅甸西北部钦邦的人。单单在钦邦里，就有超过50个不同的族群，各自说着不同的方言，大多信仰基督教。目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钦族，多达2万2390人，是继罗兴亚人（10万5790人）之后第二大的缅甸难民族群。
2005年，在马钦族难民成立了联盟，照顾初来乍到的同胞。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联盟领袖在三年后创办学习中心，让无法入读本地学校的难民小孩，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
学习中心占据店屋5个单位的空间，今年共有350名年龄介于5至17岁的学生就读，上课内容与克钦族学习中心大同小异，只是少了克钦语的科目，但同样提供缅甸语文的教育。Salai说，要保留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特征，语言是相当重要的元素。
“我们不知道会在马来西亚待多长时间，但假设我们的国家逐渐变好，或许有一天可以回到家乡去。”因此，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后代放弃民族语言的学习。
不受承认又默许存在——学习中心的暧昧处境
尽管有老师，有学生，有制服，但这些由难民经营的教育场所，叫做学习中心，终究不被称作“学校”。
马来西亚至今并未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难民地位协议》，因此，在马寻求庇护的难民并不享有包括接受正规教育在内的基本权利，也不受大马法律保护。这阻隔了难民小孩入读政府学校的机会。
难民小孩倒是允许在私立学校上学，却无以支付高昂的学费。于是，在非政府组织与慈善团体的帮助以外，他们也开始自行筹办学习中心。据联合国难民署独立顾问唐南发所知，目前在大马半岛至少存在120所难民学习中心。
“它们不叫做学校，因为教育部并不承认它们的教学大纲，所以没有任何执照或证件。难民所成立的组织也不获社团注册局认可。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
这让他们无法安心教学，时刻都得担忧执法单位无预警地上门探查，“像以前就有发生过，每当移民局在亚罗街采取行动，老师就得打电话通知父母，隔天别送孩子来上学。”
双方纵然在法律上无法相容，但所幸在日常生活里多是相安无事。走访两间缅甸难民学习中心，负责人都说，不愉快的事实际上很少发生，“至今都没有太大问题”，即使这无助于消解他们的不安与害怕。
关于我国政府对难民采取“不承认也不对付”的暧昧态度，唐南发认为，政府不愿公开承认难民的身份，不外乎几个关键因素：维持巫裔与非巫裔比例的平衡、避免承担额外开销，也顾虑一旦开了先例，将会吸引更多难民入境，落入难以掌控的局面。
“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在这里了，也没有其他国家要承认他们，因此很难把他们送走，而政府也不能罔顾人道主义去打压他们，所以最后只能让他们有一个模糊的生存空间。”
在这个模糊的空间里，处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
完成学业后，学生将何去何从？
一如本地小孩接受中小学基础教育，将目标着眼于大马教育文凭（SPM），期许未来可以入读理想大学；难民学习中心提供符合英国剑桥课纲的教育，主要是为了确保学生顺利考获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未来能以国际生身份报读本地私立大学，或在难民署的协助下安置到其他国家，衔接当地高等教育。
然而，每名学生的IGCSE报考费用需要好几千块，半工半读或半途辍学的学生不在少数。放弃接受教育的原因，或是缺乏监护人的看顾，或是基于经济上的困难，也是因为，即使学有所成，往往并不保证会有更好的出路。
不管学生的课业成绩有多优异，只要持续待在马来西亚，便无法摆脱难民身份带来的枷锁，在这片土地上合法工作、改善生活。至于安置到国外的机会，又会因为各国政策随时产生变动。
唐南发解释，在更早以前，难民署每年都会重新安置（resettlement）大量难民到第三国家，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庇护国，每年接收大约1万名逗留在马来西亚的难民，却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期间，冻结了难民收容项目。
“从那时开始，难民署每年从大马安置到美国的难民数量，跌到不足1000人。拜登上台后有说要恢复，但难民署会优先处理在前几年错过安置机会的难民。现在，难民署另有一个辅助性的途径，通过与菲律宾、韩国或英国等交涉，看看能否保送年轻人到这些国家念书，一年成功的个案仅有数十人。”
教育真能改变命运？“有希望才能活下去”
在难民学习中心里，不少任教的年轻老师都是“校友”，他们有的正在等待成绩，有的正在就读私立大学先修班。与他们交谈时得知，有人想着要经商，从事网络营销，有人则已放弃梦想，对未来感到迷茫。
询及这些年来是否有过成功的学生个案，Sam说，“我们也在等，有些学生真的很努力，希望未来学生可以拥有更多发展的通道，我们也可以等到他们成功的故事。”
纵使眼前每道门都紧闭，仍抱有希望？笑起来眼睛弯弯的Sam说：“如果没有希望，我们根本无法生存。”定期在组织安排下接受心理辅导的她坦言，自己的抑郁水平不低，“但当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是的，那是让我仍然可以活下去的东西。”
这份希望，多次打消了Sam想从学习中心逃走的念头，也是她用来鼓励学生努力备考的话语。
“我们会跟学生说，如果你受过教育，就无需在外头工作、当服务员，而是可以到办公室上班，可能未来也有机会创业。但实际上，当我们回到现实，这并不会那么容易实现，因为难民的非法身份，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机会去做。此时此刻，我们能给学生的只有这些鼓励和希望。”
Salai对学习中心的小孩，也有相似的心情。
“当我想到他们，最常出现的情绪是悲伤。你知道难民的生活不容易，他们的教育落后于人，还有他们的未来、他们的感受……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应该要快乐地四处游玩，但他们的生活像是被局限了，我想要他们能够去到外面探索，探索这个社会、人群，所有事情。”
即便接受教育不保证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或是入读最好的大学，但Salai还是会鼓励学生继续升学，因为他仍坚信，教育能够改变人生。
“虽然我们不能在马来西亚合法工作，但仍然会有这么一天，教育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你。通过教育，你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可以理解所有事情。即便我们无法在这里享有任何特权，我依然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
对于教育的重要性，Sam也有她的看法。
“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正是因为人民教育程度不高，我们的国家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如果我们的人民更有知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社群，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欺负。”
接受教育，有正当工作，才能打破歧视恶循环
但退一步想，关于教育有多么重要，不应有人需要多加强调或争取什么，因为接受教育本该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只是，现实总不尽如人意。
为难民提供教育这件事，政府至今仍视之为负担，而唐南发指出，长远来看，这才是真正有助减轻负担之举。
“如果你不让他们获得知识、拥有一技之长，最后当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会不会去犯罪？所以我们（难民署）跟政府对话时，常常是说，不要老是觉得让难民进入政府学校是一个负担。既然我们不能遣送他们，给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未来他们才能从事正当的职业。”
那么，在理想的情况，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项课题？唐南发说，政府愿意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最好不过，但即使不签署，也可以有一套自己的做法。
“其实政府都知道怎么做，只是不愿意而已。比如，政府可以整合资源，将难民小孩安排到学生数量不足的学校上课；不让他们入读政府学校也行，教育部可与难民学习中心合作，提供教材、统一课纲，再给予承认，让他们报考官方考试，并拥有法定地位，这是最重要的，这样他们才无需时时提心吊胆。”
而政府不对难民做出积极的表态，是否也是因为缺乏民意的支撑与鼓动？唐南发并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歧视难民的舆论，在日常中或网络上并不少见。
“这也是政府在回应民间的一种情绪，很多人会这么想：我们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了，为什么还要去帮他们？但我觉得，比起十多年前我刚加入难民署时，现在的社会意识已经有所提高，身边有朋友在组织筹款活动，不少雇主也愿意聘请难民工作。”
“我们也想为社会做出贡献”
面对难民，我们不应歧视，亦无需给予同情。
虽然难民学习中心的运营资金常常是捉襟见肘，但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自力更生，而非一直向人乞讨捐款。Sam表示，在疫情期间，克钦族学习中心曾透过缝纫口罩来赚取收入，也曾为前线人员制作个人防护装备（PPE）回馈社会。
“我们很感谢十多年来热心的捐助者，即使在艰难的时期，他们也未曾停止给予支持。现在，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兜售缝制品来获得稳定的收入，虽然目前这还未能很好地实现。”
Salai也说：“我们都很感激大马人的善良，虽然我们面对很多挣扎，但至少我们有个地方可以居住。身为难民，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有自己的梦想，渴望一个更好的将来。我也正在思考，如何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投入难民援助工作多年，唐南发表示，难民学习中心的真实情况，并不一定如外界想象般不堪。
“我所看到的是，小朋友都很喜欢学习，看到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快乐。里头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惨，一般来说，小朋友也不太知道什么叫惨。每当有客人来拜访他们，小朋友也很开心。我蛮喜欢到访这些学习中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