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六年成为呼声较高的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际（2019-2024），中国女作家残雪再次与之失之交臂。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女作家韩江。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充满各种刺激与惊喜，但结合之前的媒体报道及博彩榜预测，本次残雪的落选，与不乏争议的韩国女作家韩江（Han Kang）以“具有强烈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之脆弱性” 而一举夺冠，双双堪称意外。
争议重重的评选机制
作为全球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机制一直饱受争议：其复杂性与独特性，往往超越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探讨。
首先，由于该奖的设立初衷是授予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之人”与“在理想主义方向上创作出最杰出作品之人”，其筛选机制往往不免带有一定主观色彩，这亦使得作品的社会性或政治意义受到较多关注。而由于负责颁发该奖的瑞典文学院（Swedish Academy）整体说来较为学院派，这亦使得严肃文学更受青睐。
譬如，当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Pearl Buck）因《大地》等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作品而获此殊荣，甚至遭到较为广泛的质疑与批判：一是因其作品风格较为温暖流畅，描写的亦是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因而被视为通俗的大众文学而“缺乏深刻的文学价值”。而另一个原因，则显然在于当时西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对远东社会的隔膜与漠视，以及性别主义等对于赛珍珠作为当时极为稀少的女性获奖者的歧视。
虽然针对赛珍珠的质疑甚至形成了此后不成文的规定（即至少之前被提名一次的作家方有资格获此殊荣），但近百年之后，由于各种社会思潮及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所面临的批评如“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主义”及“英语霸权主义”等越演越烈。这迫使其近二十年来不得不改变较为保守的传统风格，更为广泛地考虑来自非欧美世界、非英语创作的优秀作家，并在获奖候选人之间小心翼翼地进行性别平衡。
继2000年流亡法国的作家高行健因《灵山》等中文小说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本土作家莫言亦于2012年获此殊荣。由于当时莫言在中国作协担任官方职务(副主席)，甚至于此前参与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度被质疑违反了诺贝尔文学奖初衷。包括笔者博导屈汉斯（Hans Kühner）教授等在内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们，亦对此公开表达过异议。
因此，当时光再度间隔12年之后，当观察者们将视线再度转向广阔的东亚，中国作家残雪以非英语创作、体制外作家及女性身份等“天时地利”，一度高居各博彩排行榜榜首。虽然韩国女作家韩江亦符合上述有利条件，但因韩国文学比较小众，其翻译作品也并不普及，一直并未引起媒体特别关注–虽然2014年，其因描写韩国光州事件对学生运动的残暴镇压（《少年来了》），以及亲身参与抗议朴槿惠政府的烛光游行，一度被列入当局的艺术家黑名单之中。
残雪作品仍具优势
虽然韩江最终夺冠，但考察残雪作品及其创作，其仍然具备与诺贝尔文学奖较为契合的多重优势，这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除却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因单部作品而获奖的极小概率（1954年《老人与海》），诺贝尔文学奖一般倾向于奖励作者的整体性创作，即作品的连续性与广泛性；而作家残雪俨然是一位高产及多维度作家：
自1987年发表首部作品以来，其不仅孤独地创作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短、中、长篇小说，亦发表了大量包括自我评论在内的文学探讨与散文随笔。虽然这些包括卡夫卡及歌德在内的文学探讨亦带有鲜明的“梦呓”色彩，但其体现出的野心、自负与其小说结构盘旋相呼，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浓重地呈现出一位先锋（女）作家对艺术本质的不屈探索，而这仍是残雪引起学院派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二，虽然残雪作品与韩江一样，总体说来属于实验文学，但却因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在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传统之间难以归类，从而形成自成一体的神秘风格：譬如，其文字清晰直接，并不在乎任何时空法则，却以怪诞玄秘之风置人于梦魇般的恐惧气氛之中。这其中既有湘楚文化之“巫”风，亦有《狂人日记》之冷锐；而且亦有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主义，以及类似于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赋予老鼠魔法的象征手法（Die Rättin），从而令人惊心动魄地进入一个个超现实的绝望窒息的暗黑空间。
显然，在以荒诞关系为中心的充满潜意识的叙事之中，残雪力图结合后社会主义时空，从人的最本质角度探索存在主义的整体性。这虽并非对文革及社会环境等的公开声讨，但却无言地演化成了另一种异见，即对疏离、异化、恐惧与贫穷等的讽刺批判。而当读者领悟过来–这竟然还是出自委婉而又不失“虚伪”的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女性作家，此等强烈之反差，令人欲罢不能。这亦表明：为什么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恰恰对残雪作品表现出一种无法理喻之痴迷。
其三，由于残雪作品于80年代横空出世，在这追求变革性的时代，文学特别亦要彰显自身的独立价值。因此，残雪作品在中国一经问世就成为先锋文学，并得到引人瞩目的翻译转载。而因其似是而非、似曾相识的西方现代主义感，在经过30多年的接受史之后，残雪作品在各种语言的翻译均已趋向成熟，包括今年八月于德国问世的《Schattenvolk》（《阴影中的人》）。而对于非英语创作的作品而言，翻译技巧往往决定了其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机制中受青睐的程度。
残雪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冲击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亦非世间唯一文学准则，但残雪连续六年成为热门人物，无疑再次将华语作家及其丰富的创作带到世人眼前。和莫言的“高密乡”情节与韩江的冷静淡然不同，残雪极力强调文学的根基是在西方，并孜孜不倦地努力模仿。但在西方文学的视角之下，这仍是亚洲及中国作家来自于自身文学体系的一种独特探索。
这亦如同其作品本身，在追求“高素质阅读”与不惮于“情节审丑”的矛盾反差之中，其将笔下那些“阴影中的人”坦率带入世界文学空间，拓展了文学想象与创作之边界。
并且，残雪身上鲜明地保存着瑞典汉学家、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所言–“文学官僚机构之外的体制外的才华”。与出生于70年代、毕业于首尔延世大学的韩江相比，残雪的成长过程显然经历了尤为严重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其写作环境亦承受着更为严格的官方审查。然而，其不但以自学成才的方式努力坚守着这份才华，并于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学风格之中决绝地寻求清晰的存在感受。
此种朦胧、孤独而又甚至不乏“偏执”的挣扎，纵使不一定能达成其与哲学家兄长邓晓芒所推崇的“文学高于哲学”之体系，但与来自文学世家、且创作环境更为自由的韩江相比，其对那些源自灵魂本质而独立特行之人，在那无处可去的世界陌生感中，显然具备更为深切之意义。
然而，同时亦应看到的是：韩国女作家韩江的获奖，除却其本身独特的文学价值，亦具备极为深刻的时代意义：首先，这标志着韩国文学首次赢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同及其带来的巨大国际声誉；其次，其女性作家的身份，对传统性别文化仍然较为保守的韩国，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冲击与心理冲击。因此，谨向残雪及韩江所象征的所有杰出的东亚女性作家们，致以最为诚恳之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