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和全嘻嘻等三位北大毕业女生的对谈近期在中国网络上引起热议。人们开始谈论什么才是女权和女性主义，以及这些概念与婚姻和男性的关系。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言论审查等手段打压女权运动，但仍有许多人开始觉醒，上野千鹤子等女性主义作者的书也销量火爆。
上野千鹤子最近又成了微博热搜话题，这一次是因为她与三位北大毕业女生的对谈。在这个名为“只要自由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的视频中，北大女生们问上野不结婚并成为女性主义者“缘起是你被男性伤害过吗”，而这问题也成了许多人攻击全嘻嘻等三人的导火索。
无处可去的关注
全嘻嘻的个人生活也被暴露在网络舆论中，网友找出来她曾经的网名冠了父姓，叫“蔡全嘻嘻”。她提到过老公因为婚后性生活需求和她不一致而考虑过“购买性服务”，她因此反省自己，约定以后保证性生活的频率。她还曾与老公和她在结婚前约定丁克不要小孩，但结婚四年后老公反悔了，她为了顺从老公而生了孩子，并说“如果我不生这个孩子，最后的结局就是我老公一定会出轨，去生一个孩子”。
因为这些言论，虽然全嘻嘻在对谈中努力试图达到逻辑自洽，并强调自己作为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的独立一面，她仍成了不少女权网友口中的“娇妻”，和婚姻生活的失败者。她老公贫寒的家境，高考复读两年才考上二本的背景也让不少女性失望，觉得即使是优秀的“学霸”女生，也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对象。
“全嘻嘻这个事情被无限审视，这个事情放得这么大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常态，大家的关注都放到这个事件上是过载的“，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家、性别主义学者吕频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不管全嘻嘻怎么做，她不影响中国女性的权利，没有人因为她的行为受到什么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大家讨论这件事是过载的。”
吕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女权运动由于审查制度的限制，无法讨论一些更核心的议题，例如如何提高妇女的权利，“所以大家的关注无处可去”。“人们是在一个觉醒的过程中，但是许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关注的，因为审查非常严重，你想去做一些事情，就更加没有途径，所以人们本身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对于社会的一种愤怒需要一个承载的方向。”
同时，吕频认为人们对于女性主义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并且互相之间争执不下这件事本身是很平常的：“任何社会运动，它只要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这个运动内部就有很多的恩怨情仇，这个很正常。这个运动本身就是无中心无规则的，里面的人的想法有很多，不大一样。”
女权大众化的时代
近年来，随着MeToo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女性主义有关的书籍越来越多，也越发畅销。据京东发布的《2021女性阅读报告》显示，2020年女性读者人均购书量超过男性，达到8.1本，并且更多关注自我成长内容。聚焦女性受到的侵害和困境的书籍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黑箱：日本之耻》《知晓我姓名》《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中国出版后都引起了广大女性读者的共鸣。上野千鹤子因为201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发表演讲，揭露名校为降低女性录取比例而对所有女考生的成绩按比例扣分的黑幕而被中国读者认识。她的《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等书相继热销，《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更是在出版一年内连续再版十次。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普通的女性已经可以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女权的概念了”，吕频说。她注意到许多以年轻女性为主的互联网社群，比如豆瓣小组中，女权观念虽然并没有被列入小组名称，“但她们在讨论的时候已经把基本的女权思想当成是自己的共识”。“比如说有找工作的小组，你很随意就会看到这个企业对女性友好，这个企业对女性不友好，这样的评论，这是一个女权大众化的时代。”
在前几年，女权还仅仅是学术界等小众圈子里才会涉及的概念，但是现在讨论女权的人们讨论的是怎么用女权主义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女权主义对他们来说不是学习，而是完全和他们的生活，中国社会特有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他们也创造了一些中国特有的女权主义概念，比如‘丧偶式育儿’”。吕频认为虽然目前讨论女权概念的主体还是住在城市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但是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这个观念被传达至不太容易接触到相关资讯的群体，并处于一个扩散的过程。
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
在全嘻嘻这件事引爆网络热搜之前，如何定义中国的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已经有过好几轮的争议。有人认同更激进的女权，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由生理的差别——性交、生育等——带来的。他们认可韩国女权人士发起的“4B”（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不发生性关系），拒绝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传承千年的女性就应该“相夫教子”的价值观。而这一群更激进的女权人士也对其他的女性展开了抨击。
早在2020年，Papi酱诉说成为母亲的辛苦的微博就引发了关于“冠姓权”的热议，不少原本支持Papi酱的人倒戈，认为Papi酱一直以来有着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的人设，却让孩子随父姓，延续了“重男轻女”的传统。在激进的女权人士眼中，他们把Papi酱这类人称为“婚驴”，意思是像“驴”拉磨一样辛勤工作，为家庭付出比男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女性。
虽然女权主义者之间对于是否要结婚和生育并没有共识，但根据中国民政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结婚率为5.22％，全年预估只会有不到700万对新人结婚，创下42年来的新低。而在2013年还有1347万对，短短八年时间直接缩减了一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比上一年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6.77%，低于2021年的7.52%，创下历史新低。
“2022年的惨跌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有疫情的影响，但这确实是一个信号”，吕频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人决定不结婚生育，或者推迟结婚生育。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原因其实真的不是很多中国媒体宣传的那样，是因为养不起，或者说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养不起。人们并不是说如果养得起就会生，而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不是他们想要选择的生活。这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做出的决定，这是完全自主的决定，也是女权主义所看重的。这种选择，把女性的思想和劳动力从父权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结婚和生育对于女性是一种圈禁，当女性被圈禁在家庭中时，对于父权制是有好处的。”
少数女权选择政治抗争
在去年底发生的“白纸运动”中，许多年轻女性抗争者走在了最前列。她们举着白纸，喊着口号，鼓舞了许多人加入她们的队伍。而在对于这些抗争者的事后清算中，大部分被拘留或者被捕的也是女性。
吕频认为，对于网络上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我们不可以去制定规则，认为女权主义就应该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这是不可能的”。但她认为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关注那些试图实现某种政治理想的女权主义者，比如参加白纸运动的人，因为她们走向了一种更激烈的政治抗争政治反对的道路。
“这些人是极少数，但我觉得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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