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诱拐、被迫在缅甸从事诈骗工作的中国人，在好不容易重返家园后却可能因罪入狱，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德国之声采访幸存者母亲及救援志工，一窥在中国当前执法体制之下，这些家庭的无奈和无助。
去年10月2日，在中国云南省一家边境派出所前，王妈妈见到了刚从缅甸诈骗园区被解救回国的大儿子。时隔短短一年，她竟认不出对方。眼前这位29岁的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嶙峋，走路还弯腰驼背，因为只要伸直腰杆，后背及肋骨就会隐隐作痛。原本约有75公斤的他，当时目测只剩不到50公斤。
“他在那边（园区）被打得遍体鳞伤⋯⋯民警把他带出来的那一刻，我抱着他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育有二子的王妈妈告诉德国之声，2022年7月，大儿子为了替她筹手术费、受到海外高薪工作利诱，被贩运至缅北从事电信诈骗；半年后，年仅22岁的小儿子为了救哥哥，在直播平台上误信了假扮成救援志工的人蛇集团，也被卖到缅甸电诈园区，目前仍受困。
基于安全因素，王妈妈不便透露自身及两位儿子全名。“因为两个孩子⋯⋯现在我就跟神经病似的。”报警之后，她在中国各省四处奔波，盼执法单位加快救援脚步；而大儿子也在园区内试图与警方联系，却遭诈骗集团发现，被以电棍吊打至昏厥，多根肋骨骨折。随后，他又被卖到另一个园区，经常因业绩不佳而挨打。
王妈妈说，大儿子回国后一直在吃中药调理身体，“估计最少要吃半年”，因为在园区所累积的伤从未获得妥善治疗，导致内伤严重。然而，儿子返家休养不满一个月，王妈妈再度面临沉痛打击。
“我大儿子被刑拘了”、“被我们当地的公安刑拘”，11月初王妈妈在微信上焦急地向德国之声记者捎来信息，并称中国公安“不让探视”。通话过程中，她一度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垂死的人总是被处罚。”
受害者被迫诈骗：“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与中国云南交界的缅北是诈骗集团的大本营，近年这些犯罪分子也逐渐往东南方移动，盘踞位于缅泰边境的妙瓦底。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缅北和妙瓦底合计至少有高达1000座园区，正在以每天超过10万人的规模执行电信诈骗。
这些诈骗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通信软件上广发信息交朋友——因为犯罪集团认为，茫茫人海之中总会有“大鱼”上钩。
然而，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前往，诈骗人员都可能因业绩不佳而遭酷刑对待，因此增加了执法单位断定受害者的困难度。同时，园区内也禁止使用私人手机，并严格监管公务机的使用，导致受害者难以搜证相关暴行。
曾被卖至KK园区的受害者张默（化名）告诉德国之声，诈骗公司“每天会给很多号段”，要求他用WhatsApp等软件给这些电话号码传信息、发照片。“比方说你是女聊男，你就发一些色诱的照片，对方回复你之后，你就跟他聊天、促进感情。”他补充，这些骗术还分成不同阶段，包含初聊、深聊及产品介绍，即劝诱对方投资加密货币。
大多数被骗进园区的人认为这类工作违反道德良知，并不愿意言听计从。但只要反抗或业绩差，就会被诈骗公司施以酷刑，在身体受到凌虐又无从逃跑的情况下，多数人最终选择了屈服。
来自贵州的潘妈妈告诉德国之声，她儿子今年稍早受高薪海外职位诈骗，被卖到缅北一处电诈园区。起初，儿子因为坚持不骗人，被人用手铐固定并吊挂在半空中，遭木棍、水管等器具毒打。“他走路都走不了，脚全部被打肿掉、打骨折。他没办法了，再不同意做，只有死路一条。”
被逼着签了1年的工作合同之后，潘妈妈的儿子不忍目睹陌生人落入投资陷阱，经常暗自“点醒顾客”，引来其他园区受害者效法。但因为业绩差，他三天两头就挨打，并亲眼看到有人因帮助客户被公司抓到，当场被打死，尸首遭弃于附近荒野；有的人则再也承受不住身心凌虐，在精神崩溃后撞墙而死。
“在那里杀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潘妈妈向德国之声转述儿子偷偷传给她的信息：“我也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是我不做，业绩就很惨、就被他们用很多的手段和酷刑对待。你们能救得到我就救，救不到我，我只有在这里死。”
家属：有些中国警察比骗子还可恶
随着受害者人数及亲属报案情况激增，北京开始祭出重拳打诈。中国官媒“人民网”去年9月报道，中国公安部针对“群众报警反映其亲属被困境外情况”，将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加大对外交涉和解救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但潘妈妈向德国之声披露，她去年向地方执法单位麻江县公安局报警了三次，得到的回应却是“你儿子不归我们管”，请他“自救”。德国之声致电麻江县公安局确认事实及请求置评，对方表示不便透露个案细节及发表评论。
“说这个话我真的心好凉，”潘妈妈说，并强调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好多人立不了案，警察不理他们，还把他们骂出去（警局）”。
一气之下，潘妈妈决定向中国国内媒体大量披露警方的不作为，期盼舆论能对官方单位施压。但她也澄清不该以偏概全，部分地区的公安仍相当积极，只是“有些警察真的是非常可恶，比那些骗子还可恶”。
协助解救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华裔志工Sandy（化名）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在很多的案件中，我们发现当地的公安并不愿意协助家属立案。”而当警方不愿参与案件时，救援志工也难独立展开调查。
不过Sandy强调，她的救援团队经常与中国警方合作，提供当事人及园区资讯，以协助办案，“所以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就像是互相帮助”。
Sandy本身是电信诈骗的受害者，曾因误信了陌生网友的投资话术而损失钱财。她创办反诈志工团体的初衷，并非为了救援，而是在网络上列出诈骗网站，以免下一个人受害。
基于安全因素，Sandy要求以匿名受访。她告诉德国之声，起初她“以为诈骗公司内的所有人都是罪犯”，“直到有一天，有人联系我，说他是被贩运到诈骗园区的，问我们能否帮帮他？”
当时Sandy才明白，不是所有诈骗人员都是“加害者”。但在法律面前，该如何界定被迫犯罪的人应属于“受害者”还是“罪犯”，仍存在不少争议。
获救回国 仍得面临司法审查
中国官媒央视今年1月报道，2023年缅方陆陆续续一共向中方移交了4.1万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尤其在11月缅北爆发地方叛乱期间，有多支影片在抖音上流传，指诈骗公司以广播呼吁中国公民搭乘巴士返国。
其中一处地方单位——云南保山市公安局向当地媒体指出，在他们所接获的150人中，“有些是被解救的，有些是迫于压力被主动释放的”，但他们都将面临“一系列审查流程 ”，涉嫌违法犯罪的个体可能被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
王妈妈的儿子在去年10月初，即同一波的打诈行动中获释。据她所述，当时是由云南省普洱市公安局发了“解救函”至缅甸地方司法委，儿子才顺利获救。回国当日，儿子编号76号，与其他200多位中国公民一同被遣返，安置在云南省孟连县的勐阿边境派出所。
“你终于回来了！”王妈妈当时抱着儿子吐出了第一句话。
然而在10月31日上午，王妈妈就接到公安局来电表示“有事情”需要请儿子过去一趟。“在公安局门口，儿子说不用送他，他一会儿就回家了，”王妈妈回忆，但一直到晚间8点多，仍不见儿子踪影。
致电公安局询问状况时，王妈妈说民警貌似“心情不太好”，仅告知她，儿子在园区待了一年多，起码要让警方了解情况。王妈妈焦急回应：“我儿子去了一年多没有错，但是他（前年）9月8号把所有真相告诉我，我就去报警了⋯⋯不是说他愿意在那边，而是他回来不了。”她向警察强调，儿子同月稍晚也在网上报警，“如果你们能够把我儿子及时解救回来，他也不至于在那边受一年多的罪，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
是受害者，还是罪犯？
隔日，王妈妈收到公安发出的通知书，确定儿子因涉嫌“偷越国（边）境”遭到刑事拘留。
据中国《刑法》定义，刑事拘留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犯”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非处罚手段。最长拘留时间可达37天，以等待人民检察院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 拘留期间，家属不得会见当事人，只能委托律师会面。
甫与儿子团聚，又再次接获刑拘噩耗，王妈妈感到身心俱疲。“我现在要求不高，只希望公安重新处理，让我儿子能及时治疗身上的伤，”王妈妈告诉德国之声，“哪怕是判刑，我也争取监外执行，求求国家帮忙。”
去年12月6日，王妈妈儿子正式遭中国检方以“偷越国（边）境”罪名逮补。至截稿前，他仍被羁押于同一处看守所，以待公安局调查取证并开庭审判。而家属始终无法会见到当事人一面，“连衣服都不让送”。
她另透露，在与儿子同日被遣返的大批“嫌疑人”之中，也有人面临相同处境。
位于北京的京都律师事务所11月撰文，即便是受到诱拐或胁迫而偷渡至缅北的人，仍很可能被视为非法越境，须负刑事责任。
至于诈骗罪，检方则会以“强制程度”为准则，判定个人是否“被胁迫从事诈骗”。譬如，若当事人“仅仅是”被没收了手机或身分证、未受拘禁，依然构成诈骗罪；但若是遭暴力对待如拘禁、殴打等危及人身安全，则可被视为“胁从犯”，依法可减轻或免除处罚，甚至无罪。
由于搜证困难，多数人在法律面前并无法达到“完美受害者”的标准。站在亲属的角度，他们则无法认同当事人在遭到人口贩运、受尽折磨之后，还得面临拘留及司法制裁。
儿子仍困在园区的潘妈妈则告诉德国之声，她希望执法单位能有更多积极作为，“不管是中国，或者美国、德国、欧洲，不管是哪个国家，老百姓这样子被害、被骗这样子⋯⋯这是一个孩子，伤害一个孩子就是伤害一个家庭；毁了一个孩子就毁了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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