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新生，指的是物也是人。两者相互依偎着，却不尽然相似。塑料的重塑，能够经过热压、编织、重熔等方式完成，以另一种全新的样貌展现在众人面前；而人生的重塑，终究不是那么简单的。“曾经有个街友向我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不是本地的语言，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语言。笼统上来说，那句话是在描述他的一无所有——The state of having nothing。”王美玲道。 一种寂静无声的悲凉弥漫着。“我当时想，他怎么连一个快乐的回忆也没有？他想不起。”推开那位街友的房门——那是他自己搭建的，一个破烂的屋，甚至也称不上是一间房——她便被堆积成山的垃圾震撼住。或许是囤积症的关系，街友觉得这个不可以丢、那个不可以丢，才导致这一番场面。就连屋子的外面也是一堆他人扔的垃圾——说是垃圾，但很一大部分是全新的衣服、没拆封过的食物。美玲彷佛透过这位街友看见了吉隆坡的模样，他的身影便是吉隆坡的折射，从极致的富到极致的贫，融贯了所有矛盾，由此产生一股浓稠的情绪：“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着该如何帮助街友自力更生，与我们商讨如何一同创业。” “就算他来不及与我们一起创业便离开了，可也是因为有他，才会有今天的Hara Makers。所以，名字的一部分，就应该属于他。而当初他说的那句话里面，就有一个词，叫作‘Hara’……” ——这便是Hara Makers的名字由来了。
我从王美玲身上感受到一股淡泊的从容，不急不躁，坚定而充满韧性。
八打灵再也生态资源回收广场（PJ Eco Recycling Plaza）很大。在这一栋五彩缤纷的两层楼建筑里，Hara Makers占了一个房间，不大也不小。甫一踏入，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房间两面墙的十字格挂架与深蓝柜子，挂满、摆满各式各样的塑料重塑品，像是包包、编织的篮子、装饰品，还有未裁剪的塑料在另一边的桌子铺散开来。有些杂乱，而我们就在角落的小桌椅落座。看似凌乱的房间，却承载着厚重的意义，其中包含的是许许多多人的、沉甸甸的信念。
王美玲与友人徐丽昀于2020年成立Hara Makers。她们通过街友购买收集的回收品，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再重制成新物品售出。即使大众如今已将她们定位为侧重环保的非政府组织，但成立的初衷是想要处理贫困问题，引起大众的重视。
在那之前，王美玲在名为街店（Kedai Jalanan）的非政府组织担任协调员，为街友及低收入群体提供物资。最主要的便是衣服——“太多了。”她苦笑。网购的崛起，带来的是冲动消费。而有着琳琅满目的衣服的街店，为街友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的衣服的渠道。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援助方式。
王美玲解释道：“过往的帮助模式，都是我认为你需要什么，我就直接给你。比如你需要衣服，我就给你，却从来没有问过你真正需要什么。就像你或许也不喜欢我给你的那个颜色。”
社会上亦存在一些异议的声音：贫困的人，接受了帮助就该感恩、不应挑三拣四等，迫使美玲重新思考帮助的定义。那应该是建立在同理心之上的，而非怜悯。
“当你可怜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你会觉得你有权力帮他决定他应该接受什么物资。”
话锋一转，她道：“可是，一个人再怎样贫困，他还是有一个一定的选择权。”
最初的雏形
王美玲观察到，在2020年的行动管制令期间，涌上街头的人数明显增多了。过往从未接触过的新政策，对大家来说皆是个全新的挑战，即使是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混乱的局面无可避免。“政府禁止出街服务，一切只能交给他们去处理。可是在很多层面上，有时政府根本无法顾及这么多。”王美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去分发食物，但见人群争抢物资，没有人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人失业，尤其是拿日薪的群体。尽管物资上能够应付，需求还是远远大于供应，让她开始跟街友们讨论：“我们可以做什么？”
在Hara Makers成立的前一天，她们与街店讨论，认为可以帮忙街友们找工作，曾用了一年的时间，为街友们介绍工作、准备衣服、带领面试，以及借地址给他们，但亦有无可避免的瑕疵存在。
“那时各方面的期望，我们没有去了解清楚。大多数雇主都是餐馆的，而他们有他们的期待，希望街友们能够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事与愿违，餐馆的工作状态弹性大，极其挑战员工的韧性。已然沦落街头一段时间的街友们，无法在突如其来的忙碌与空闲之间来回切换状态，加上街友们那微妙且复杂的自卑心、耐性有限的雇主们，王美玲意识到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再次探讨究竟该如何伸出援手。
人生百态 可世间悲剧大抵都相似
王美玲对街友的定义比较广。不只是流落街头的人们，即使是今天有容身之处，或许明天就会因无法缴纳房租而被赶走，从而失去庇护所的人，也是街友。与之相比，政府仅将露宿街头的人们归纳为街友群体，因此统计上的百分比会比较低，但也已经是很庞大的人数了。
“对我们来说，房屋是基本人权。商家却一直在炒作，很多人根本无法负担那笔钱。”她提及自己刚好才帮一个街友成功租到房间，类似香港的劏房，没有窗户、被间隔起来的一个个格子，一个月的房租便是五百块。也有人是从外州来到吉隆坡打工，无力支付房租而不得不露宿街头。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街友很懒惰，所以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其实不是，他们只是收入很低，低得要考虑这笔钱要用在住宿？膳食？还是其他的费用？”有些事，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够改变。王美玲分享，曾有一个很努力工作的街友，认为自己的身体素质依然硬朗，选择睡大街而舍弃租用房间，只因为薪水要留给孩子做教育费。
王美玲曾于2019年分别走访日本大阪与美国，并在当地当过街友。她待在大阪的时间很短，只是几个星期，却足以让她领悟在当地寒冷的冬天露宿街头并存活下去的艰辛，即使路边放着折好的棉被供街友们借用；来到美国，她选择几个街友，花上好几天的时间跟随、观察他们的日常，只为采集他们的故事，破除大家对贫困人士的迷思。日子越久，身上要舍弃的物品也越来越多，否则移动不便。
“有的人，你也看不出他们是街友。”她笑说，“我们对街友总是有一个既定印象，以为他们长相很凶、穿着破破烂烂又发臭的衣服，或是行为异常，但很多时候他的谈吐上可能就跟你隔壁家的邻居大叔一样亲切。”
跨过地球的一半来到其他的国度，走在异国的街头上，也会发现处处都是街友的踪迹。大抵世上的悲剧都是如此，各自怀揣不同的故事与经历，却背负着源自相同根源的不幸。或许不同的社会制度让大家的待遇有所差别，可是也没有谁就此过得比较好。
假借拯救之名 行扣留之令
问及印象最深刻的街友是谁，王美玲给出了一个名字，简称J伯，而他也是她与友人后来成立Hara Makers的主因。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街友，在街友圈内颇为有名，念过大学，总是能够侃侃而谈，提出帮助街友的概念与计划。曾有许多非政府组织邀约他举行讲座，甚至去往印尼。“从美国回来后，我想说希望有一天也能把他带到美国去，与那边的团体会面、交流。”
愿望来不及达成，J伯已于行动管制令期间去世，享年六十多岁。
“其实他在街头拥有许多不同的名字。”说来啼笑皆非，会发现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她需要去保释被警方逮捕扣留的J伯，方晓他的真名。而他被逮捕，也仅仅是因为他是街友——“政府会跟你说，他是在拯救街友。”浏览吉隆坡市政局的网页，只会看见“Operasi Menyelamatkan Gelandangan（拯救街友行动）”的字眼。表面上是拯救，实际上却是限制街友自由活动的范围，而行动的次数会在吉隆坡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变得频繁。“其实就是没有政策，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只好先把街友们扣留起来，让你看见吉隆坡繁华的一面而已，误以为我们没有贫困的问题。”
根据《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60岁以上的街友将被安排到福利部厅下的Rumah Sri Kenangan，60岁以下的壮年则被安排到Desa Bina Diri收容所。“尽管有提供三餐，但基本待遇也没有多好。”
更重要的是，尽管街友们可以选择自愿进入中心，但若是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他们并没有拒绝进入收容所的选择。若拒绝了，迎来的不过是刑罚。
重塑新生三步骤 环保在于行动意愿
“你不能够说人们的意识很低，我相信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的，只是要不要去做而已。”
王美玲坦言，如今马来西亚人的回收习惯普遍上有待改进。“比如我们只是要衣服，却还是会收到文具、食物。”有的衣服破烂得穿不了，有的沾了宠物的毛发、屎尿。由于没有通知工作人员，混杂在衣服间的食物就在回收桶里发臭、长虫。“大家的想法就是：当你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再要求任何东西。”
谈及塑料回收，王美玲说成本很高。先要根据塑料袋的种类、颜色分类，“有的是单一材质的塑料，比较容易处理；有的就是多重材质的，比如塑料袋的表层面会多了一层铝。”将塑料清洗后，再进行裁剪、热压、缝纫，就在员工们的巧手之间辗转来回，以另一番全新的样貌，展现在众人面前。
目前，塑料主要的改造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热压，将塑料形成不同的纹理；二是编织，主要针对不适合热压的三合一包装；三是将塑料进行重熔，根据模具重塑成装饰品的模样。除了重塑，王美玲与团队还需负责构想产品设计、规划销售点。
“这个月几乎每一天都是超时工作的，最长都有16个小时吧。”王美玲说。
Hara Makers曾尝试在每个制成的产品背后印上所有参与者的名字，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多，只好放弃，转而将参与者的名字们与相应的产品放在网站上，供人们查阅。“也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Hara Makers真的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至少还有一个网站让大家去寻找你需要的人。”她举例，“比如你需要找缝纫的人手，那么就可以到网上去找擅长这份工作的妈妈们。”
“我们也有尝试联络一些街友收容所，商讨能不能将一些加工机器放置在不同站点，或是设立销售柜台，让街友们也能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多尽一份力。”
除此之外，Hara Makers也曾于2023年在GMBB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以“我们吃什么，就会变什么（We Are What We Eat）”为题，盼望能以具体的方式，警醒大众有关微塑料的危害，以及其如何渗透我们的生活，从而重视自身的健康。“在你呼吸的每时每刻，都有微塑料的存在，只是你的肉眼看不见而已。”
我们究竟可以做什么 又该怎么做
追根究底，马来西亚的福利政策需要改进。
王美玲直言，“很多时候，政府就像一个大家长，命令你要做什么，而人民只是负责跟随。”纵然政府制定了一个针对全国贫困议题的大政策，却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街友方面。要解决流离失所的问题，王美玲认为，一是房屋政策需要改变，制定一个公平的房屋政策，而不是把房屋当作一个商品来炒作；二是街友依然面对着基本的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尤其是心理层面。
“就算他能够去医院就诊，但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会被认为是在浪费医疗资源。”
如今，Hara Makers由王美玲与友人徐丽昀领导，另有聘请一位全职员工，底下有39个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妈妈、5位街友固定提供回收品。王美玲笑言，Hara Makers的盈利十分困难，目前仍旧需要仰赖基金会的支持。她亦遇过很多人的挑战：“如果是为了让街友有更高收入的话，就一定要做塑料回收、重塑这条路吗？因为塑料是很难回收的。”也有人认为，既然Hara Makers都有能力将塑料重制成有用的新品，反而更加肆无忌弹地扔垃圾。这何尝不是一种惰性的思维？王美玲清楚知道很多方案终究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困境已迫在眉睫，不现在采取行动，只怕来不及。
“你要解决一个社会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就可以解决。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合的政策、多方面的督促、从上而下的配合。”
与王美玲挥手道别，我走出回收广场，望见摆在门口的吉祥物。因每日的曝晒，它们身上的塑料袋早已褪色。站在骄阳底下，回想之前在回收站看见的一袋又一袋未分类的回收品，而另一袋又一袋的回收品再次源源不断地送来，看不见尽头，好像前路茫茫未可知，又是谁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