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时报出版社总编辑、今年52岁的胡金伦在台湾从事出版已21年了，时间长到足以让人忘了他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90年代在槟城理科大学（USM）人文系毕业后，胡金伦曾在《星洲日报》当过两年文教记者。惟热爱阅读的他深受台湾文学影响，27岁那年决定到台湾政治大学修读中文研究所，继而步上编辑旅途。 研究所毕业后，胡金伦先后在麦田、联经和时报等台湾主要出版社工作，一路从编辑、管理职晋升至总编辑，见证千禧年后台湾大型出版社林立、独立出版社百花齐放的年代，也历经了书市在短短廿年内，在科技高速发展之际萎缩；乃至近期有声书、电子书、网络小说等多种形态“书籍”冒头的魔幻时刻。
2002年入行迄今，胡金伦曾与华语世界多名重要作家合作，主要制作文史哲书籍。香港知名作家董启章的“自然史三部曲”，就是他在2004年底经手的案子。次年，董启章陆续在麦田出版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备受港台两地瞩目。
一路走来，他不时抓紧机会，向台湾读者介绍马华文学或东南亚书籍，早期有马华作家李永平的《大河尽头》（2008年于麦田出版）、到张贵兴的《野猪渡河》（2018年于联经出版），近期则有欧大旭的《码头上的陌生人》（2023年时报出版）等等。
2014年，“新南向政策”尚未在台湾兴起，胡金伦掌舵的联经就率先推出《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获得销量肯定。台湾出版界自此逐渐吹起一股“认识东南亚”之风。
接下来数年，联经陆续出版《印尼：众神遗落的珍珠》、《缅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均获不俗回响，填补了以华语认识东南亚各国的市场空缺。
2019年，他与同是大马籍的台大中文系教授高嘉谦于联经合作推出“South书房”书系，继续带领台湾读者探讨东南亚的文史政经课题，并为此系列丛书定调。
2020年，胡金伦离开联经、加入时报，两人再次合作推出“浮罗人文”书系，由高嘉谦主编，现已出版11本东南亚主题书籍。
胡金伦接受《访问》专访时说，《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的成功其实是一场意外。他犹记得，书籍出版时，正好是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的那年。
“那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我们并没有料到它会畅销。我想可能是刚好那时台湾的政治社会氛围带来的效应。”
“其实《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是我同事选的书。早期台湾出版的东南亚书籍多是马华作家的作品，真正开始用一本一本的书，去介绍东南亚各国的国别史和人文风情，大概是从《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开始。”
“但十几年过去了，如果这本书换作现在推出市场，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卖。”
有意义的事，慢慢做就好
胡金伦直言，东南亚主题书籍在台湾的接受度未必会高，胥视有关书籍所谈论的国家，及其课题是文学、政治或教育。
“当下大家比较重视的课题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看不出来。但目前浮罗人文书系的接受度是OK的，我们就慢慢做。一年可能一两本，没有印很多。”
“但有些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它没有赔本，就是慢慢做就好。”
他分析说，《柬》之后一系列的东南亚历史人文书籍，能有多本成为销量破万的畅销书，主因是它们成功打开了读者的刻板印象，并且是当时书市里罕见的主题。
另外，台湾读者原本已对这些国家景点有些了解，比如柬埔寨闻名的历史遗迹吴哥窟，但却不了解它们曲折的历史或有趣的现象，因此能被这些书籍吸引。
“我希望介绍一些特殊的、历史的东西给台湾读者。我想台湾读者和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历史、社会结构可能相对好奇，而不是政治或经济。政经趋势一直在变，网络也可以找到。”
“但像马来西亚的历史、槟城的历史当中比较特殊的东西，或大马华裔对中文教育、华人文化的坚持和保存，反而比较吸引台湾市场，有点像是历史普及。”
每本书的出版都是一场赌注
“选书”是编辑最重要的“基本功”，要判断一份书稿是否值得投资出版、一本外文书是否值得翻译，对读者而言有何意义、市场又是否可以接受。
胡金伦笑言，自己的选书标准，是仰赖阅读时“被雷打到的感觉”。
“我经手过很多成功或不成功的案子， 都是因为这种灵光一闪、‘被雷打到’的感觉，觉得这部作品是重要的。”
“但我觉得每出一本书，其实都是一场赌注。没有人保证你会成功或失败，有些你明明很看好，但它就是卖不起来；但是有些书你不觉得它会畅销，它却卖起来。”
他说，这种市场敏锐度，跟人们的五官或五感息息相关。
“眼睛要一直在网路上看，但不是看八卦，而是浏览各种文字、社群媒体的课题；耳朵要去听听哪些话题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有时候我们的嗅觉也会嗅到现在好像在流行什么东西。”
“我相信每名主编或总编辑都有自己的敏锐度，因人而异。但我想大致不离，就是当你接触到（某部作品），就会觉得它有机会，想要投资他。”
胡金伦近年经手出版的成功例子，就包括在2021年出版、年轻作家徐振辅撰写的小说《驯羊记》。此作品后来也成为2021年第21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得主。
享受与作者之间的缘分
除了处理作者投稿，编辑也需不时在文学奖及社交写作平台寻找千里马，希望发现未来的文坛新星。
胡金伦说，发掘素人作家，协助他们把文章出版成册，考验的是编辑的策划力。
“一些素人作家能写，但不知道怎么写出一本书，编辑就得协助他策划。比如我看他写了一篇A课题的故事不错，那我们就会讨论如何以类似课题或观点再写九篇，编成一本书。”
从事编辑工作以来，胡金伦最享受的是与作者因为工作而成为好友的缘份。
“我觉得很快乐的是当作者把你当成朋友，不只是纯粹工作上的关系。有时候作者会把你当导师，除了吃吃喝喝联系感情，也分享喜怒哀乐、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你，这种化学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谈案子的）当下我如果没有机会跟某作者合作，也都会把他当朋友，因为这可能只是时候未到，（未来）时机对了就能水到渠成。”
2023年，时报出版社推出了马来西亚籍旅英作家欧大旭的小说《码头上的陌生人》。这是胡金伦在联经时期所累积下的缘分，后来两人也成为好友。
“欧大旭的第一本书《和谐丝庄》在台湾出版时我就看过了。后来我的前老板，即联经出版的发行人林载爵对他也有兴趣。”
“欧大旭的出生背景很特别，是马来西亚华裔，但在台湾出生长大；曾回到吉隆坡上学，再到英国念法律、拿到律师执照。但后来他专注写作，特殊的出生背景的生活经验，也让他的作品在英国得奖了。”
随着媒体分众时代的到来，编辑需要掌握的重要功力越来越多。用胡金伦的话说，当代要做个好编辑，需要“十八般武艺”。
编辑不仅要具备优秀的校对和文字能力，也要与作者及合作方沟通协调、处理排版和封面设计。此外，编辑也得需懂行销，在选书之后，为书找到相对应的热门课题、寻找合适的意见领袖（KOL）打书、在社交媒体炒热讨论度，甚至在网上跟读者互动。一部作品是否要做电子书、有声书，乃至为书籍打造一系列的周边商品与活动，亦成了编辑的工作范畴。
大马中文出版的局限
关注大马中文出版品的读者不难发现，一些本地作家的书籍在马来西亚推出后，也会出版台湾繁体版或中国版；部分大马作者的书籍（如《码头上的陌生人》）更需从台湾进口。
询及马台中文出版业的差异，旅台工作多年的胡金伦点出，大马中文市场小、读者少，无法养出那么多中文出版社、生产足够多的中文书种。
因此，大马中文出版业的产业链不那么健全，只能与中港台等主要中文书市做纯粹的商业销售，版权销售则很少。
“按照商业市的逻辑，若大马出版社直接销售书籍给海外书店，海外书店未必要卖，它们可能连当地出版的书都摆不下了。”
如此一来，若作者希望自己的书可以打入海外市场，就会选择同时出版台湾繁体版或中国简体版，争取通过台湾及中国这个“枢纽”进入世界市场。
“马华作家如贺淑芳、黎紫书、张贵兴的作品，就是通过在台湾的出版，而在中国有更进一步的机会，或在国外被翻译出版。”
他续解释，目前全球外文书翻译成中文的市场，分成繁体跟简体两种；而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文繁体出版枢纽。
“在国际版权买卖上，任何外文书想翻译成繁中都会找台湾。”
“繁体中文书可以销售到新马及世界各地，惟有当该本书在中国有出简体版时，就不能销入中国。相对大马中文出版而言，台湾的这个枢纽角色可说是个优势。”
相较之下，大马的出版业缺乏经销商（或称中盘商）与版权经纪人的角色，较难像台湾出版业的一条龙服务般，直接与全球市场接轨。
根据胡金伦，台湾书籍由出版社生产后，会由经销商批货给书店，再卖给读者。书店一般不会在拿货后马上结账给出版社，此时经销商便可解决书店与出版社间的账期问题。至于版权经纪人，则负责把台湾的作品介绍到国外翻译出版，并引入国外作品到台湾翻中出版。
除了大环境的限制，胡金伦也点出一个大马独有的现象——华社一些热心的投资者，无论是企业、公会、或个人，在出资协助部分作家出书后，该书却没有到书市流通，而是透过作家私下赠送或贩售，让有意研究马华文学者，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伤脑筋。
“这些书没有到书店贩卖，市场上买不到。你可能跟作者要，他才给你；甚至你想要跟他拿来卖，他也嫌麻烦。”
“现在海外，比如美国开始有这么多学者注意到马华文学研究了，但读者根本拿不到这些文本，那学者要怎么做研究？”
身为出版人，胡金伦感叹这种做法非常可惜，也不该存在， “台湾即使有些作家自费出版，大多还是会想找人帮他代售，再看如何抽成，甚至自己在网路上卖也好。”
无论如何，胡金伦认为，大马中文出版近年在封面设计及行销方面已有进步。至于能如何向台湾取经？他感慨道：台湾书市这两年跌落谷底，特别是2023年“大概是最绝望的时候”。
“整个大环境，包括日韩书市的数据都显示，现在就是全球阅读卖书的最低点。在这种情況下，台湾也沒有做得特別好，我想就也沒什么能说是值得学习的。”
“马来西亚好的一点是，一些出版社依然很有心、积极，想要做好的书籍。”
或许，当代出版人除了要习得十八般武艺，也得奉行”有意义的事，慢慢做就好“，才能安身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