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特许会计师，到38岁担任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行长助理，丹斯里沈联涛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经历，翻涌如史诗。后来，他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同时也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履历冗长而惊人。 第17届世界华商大会那日他站在面前，身躯挺拔，访谈时倒也健谈和蔼。说起自己早年经历，他用夹杂些许普通话口音的中文回话；谈及金融与经济局势，他却仿佛突然来了兴致，雄辩滔滔，就像讲着自己的故事。诚然，经济即是贯穿他一生的命题。
个性不服输 游历多国蓄势待发
卸下国家银行行长助理一职后，沈联涛在世界银行任职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从国家银行走向世界银行，那是1989年，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初入世行，他听到了旁人的疑虑——首先，没有博士学位；其次，虽然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只在一个国家。质疑面前，他有动摇吗？
“那时我想的是，好，你们不可以这么看待我。所以1989年到1993年这段期间，我几乎访问了二十多个国家。”沈联涛在短短四年间，就去了阿根廷、巴基斯坦、肯尼亚、加纳等国，还在俄罗斯经历了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
他从不服输。走过世界多个角落，也搭建起友好关系桥梁；成事，都靠如何做人——“我跟好朋友都说实话，就是不讲虚的，也不讲官话”，他说。因此1993年，香港金管局成立，总裁任志刚邀请他担任副总裁。
“人家都很好奇，为什么有个马来西亚公民可以坐上这个职位？ 因为那时候华人当过行长的不多，对货币政策，对银行监管熟悉的也不多。”
在国内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助理时，沈联涛就负责这一块，跟东盟尤其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打下关系基础。因此到了香港金管局，他负责外汇管理、货币政策以及国际事务的交接。
接住机遇 曾管控香港金融大局
一切看似顺水推舟，在他说来就是“有缘”。然而，来自沙巴，年轻时沈联涛的家境也不如想象富裕。大学到英国念书，考进布里斯托大学以一等荣誉学士毕业；当学校颁布奖学金，保送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就读，却因家境关系拒绝了升学。
不继续深造，他选择先踏入职场；这个选择，也让他往后在经济领域纵横半生。38岁当行长助理，算是极其年轻；但他说在那个年代，36岁当总理的有李光耀，东姑拉沙里担任财政部长时也未过40——“那时候年轻人的机遇是蛮多的，反观这几十年来，马来西亚因为政治有点乱，所以比较少提拔年轻人，大家的思维比较谨慎。”
担任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之后，时任财政司曾荫权希望他当证券会主席——“我跟他说，证券市场太复杂了，我还是喜欢央行这条道路。他向我解释，香港金融的两个栋梁，一个是货币经管局，另一个是证券会。”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沈联涛被委以重任，寄托管控大局——这对他而言，一是挑战，二是使命，“我后来想清楚了，好，要就去干吧！”
从未知到涉入，他接下证券会主席一职，一做就是三届。
大马经济何去何从？
为人低调，踏实，诚如他说话的语速，一字一句平稳且不张扬。说起他的经历传奇，他也一笑置之——“我自己就是好学”。家里一整面书墙，每次出国看到好书都会忍不住买下。即使他没拿到博士学位，但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他就写了《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由剑桥大学出版，分量也相当于博士论文。
多年潜心研究经济危机，但访谈之后，经济学家沈联涛的视野之于我，远比“经济”二字。那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洞察力，是身在雾里也能以一种局外之姿分析的清醒。回到马来西亚，天然资源丰富、人才说没有也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他沉思一会儿解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大马采取了稳健的银行管理政策，但忽视了资本市场的动态和风险，经济增长因此面临挑战。许多民营企业担心被忽视，选择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回过头看，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马来西亚靠石油，但我们石油的生产量不如想象中理想，为什么呢？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达不到维护共识，形成利益冲突，造成石油生产潜力没能得到充分开发。”
当年，新经济政策（NEP）于1970年实施，旨在缩小马来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经济差距。“我们稍微分析，会发现其实是城乡差距的问题。马来人大多生活在乡村，而华人和印度人大多集中在城市，才最终导致财富差距。”但这些年过去，无可否认新经济政策巩固与提升了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但反观，也造成了华人和其他民族觉得机遇变少，导致一部分精英人才外流。
经济，管的是百姓饭碗问题
经济几乎贯穿了沈联涛的一生。小至家庭夫妻如何分配家用，大至国家如何调动国民资产，沈联涛说：“中文里原本没有经济二字，最早是日本发明的。”Economics从何而来？Nomics指的是逻辑能力，Eco则是家庭，经济说的实际上是家庭管理论。
因而经济于他，远超数字；除了是财富的流动，更在于解决民生困境。“在中国，就像南怀瑾说的，经济就是食货——管老百姓的饭碗问题。”
“中国历史中，历代皇帝最重要的就是管老百姓有没有饭吃，没得吃就造反了。简单一个道理，经济实际上就是吃的问题。”
反观西方世界，对于经济的概念与东方截然不同。西方资本主义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产权自由，却忽略了社会责任和自然环境。
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中国传统里的以人为本。最终出现两个不公——一是对人的不公，二是对大自然不公。
似乎，个人主义的抬头和资本的无节制扩张，正在破坏社会秩序和自然环境。他缓一缓说，秩序遭到破坏，是人类行为搞出来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继续往这条路走吗？我们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