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以为，学者与作家，像是把言叔夏切割成两半。学者的她，是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而写作者言叔夏，则以散文书写为主，出版《白马走过天亮》《没有的生活》，并曾获林荣三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殊荣。但眼前的言叔夏，就是一个人——用理性的话语聊起创作，她是如此灵肉合一。 两本散文集，说出了属于言叔夏的独特腔调——像梦一样的水族箱、时间般晕染开来的孤独；叙事者她，却宛如宠辱不惊地行走在这些生命经验中。诗化散文的写作，好似虚无到极致；但她说，她似乎不认为自己遵循了虚无。 所有集体的苦难，都会回归个人脉络之中；而从个人出发的写作，是否能够与外部产生连结？她说：“生命中所有切换的过程，都会产生阵痛。”也许就在这样的阵痛之中，写作长久以来抵抗着道德。并非成为一个背德之人，而是拿掉道德的尺度，这个世界更需要的，永远是不需度量的善意。
介入世界 会有刻痕与伤口
漂流在写作里，更多时候言叔夏是清醒于学术的。很久才与朋友见一次面，除了上课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她所形容的“无聊”的日常，多少有点像第二本散文集的书名——《没有的生活》。
但她这几年开始了登山。在那颠簸而迷漫的路程，总有那么一把看不见模样的声音，像擦肩的陌路人、像风吹来的昭和草，又像一位素未谋面的笔友。于是，当她踏上一段长途旅程，火车、飞机都好，“我常常会意识到，不只有我而已，他就在我旁边，说起来很像神经病。”她笑。
也许是那把内在声音，说出了一种透彻的孤独。
访问前一周，言叔夏才刚从花莲回来。火车匍匐向前，途经一些被地震侵毁的地方，偶尔停靠在傍海的无人小站。而这些停滞又起始的让步间，窗外的人就这样闪现走过——“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很想哭。”
这些人也许一辈子只见一次，且车一走，就会被抛弃在后头。“但如果说我的书写里，有一个所谓离集体最近的时刻，也许便是这种时刻——瞬时在你的车窗外面，反覆离去的那些脸孔。你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也许在等待下一班车，也许他们要去一个别的目的地，可是光是这样看着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这个世界好大，人活在这世上非常小的感觉。”
与世界产生联系的方式总有千百种，有人想用权力试图留下些什么；对言叔夏来说，像是伸出指爪画下一个刻痕。“这个动作本身就很介入性，因为在你所划的刻痕底下，都会产生伤口。”
人与世界连结的痕迹，便是这道伤口。常常看这像猫爪痕一样细疤，她会突然有种，与世界亲密而遥远的错觉。
未来改写过去
写作的念头无法凭空而生。言叔夏用散漫养生活，“这个散漫对我来讲蛮重要的。”没有固定的操练与规律，想写的都放在心底，像细沙埋入河流——某天突然觉得“好，可以了。”
她总是从个人书写出发——房间、与母亲的海边、生出衣蛾的衣橱……二十几年来移动了好些地方，也许跟人生、家庭有关系；但有些分崩离析的地方是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眼前当下的，此时此刻拥有的东西，可能是我觉得唯一能够把握的。我们总会觉得，人的未来或过去，这两个端点，是被现在所决定的，而现在也许决定了未来，这是大家很常见的一种说法。你现在怎么做，会让你未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会改写你的过去。
人要如何改变自己的过去，她认为与写作有莫大关系。
基于道德或善意的书写？
散文总是残忍的。要不对自己狠，要不粗暴对待他人。写与被写，某种程度都像被脱下一层衣裳，我们赤裸裸，也许不坦荡荡。
“如果今天比方说，我的散文里写了一些人，或我选了另外一种形式去写他。但我可能对他们有一些罪恶感，这不是基于道德，应该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存有某种善意。”
道德是太过扁平的东西，可是文学要处理的是人，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很多难以被完全收纳的东西。可是那也是它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善意，听起来好像薄薄的，是抓不到的，可是我必须说善意是比道德更复杂的东西。有时我们甚至可以在善意里，理解到自己的恶，而这个恶，其实也常携带著它的对立面一起出现……这不是道德做得到的事。”她说。
距离：豢养与世界的关系
于是，言叔夏总是保有某种安全距离。
书写没办法在此时此刻回应我的处境。如果今天我真的急于要去解决一个，现实中立即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文学是不可能的。甚至你可以工作赚钱，做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去面对。现实世界当中，有很多逃逸的路线。
但在写作中留下的人，也许都选择了“面对”，也是对于自身或现世处境的一种“回应”。
而言叔夏的诗化散文，则是她回应的一条路线——“可能绕了一条路之后，会产生物理性的时差。也许这个时差本身，它造就了语言跟意义之间抵达的时间更缓慢。这缓慢本身就形成了技术的样子。”
即使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容易触碰到城市、边缘、中心，以及女性，都是可以上升到一个非常政治的层面去——“但我总觉得，似乎自己需要跟这些题目保持一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允许她在里头养出了一些什么，而不是就这样被用掉。惜字如金，在用与收之间她选择了养——“这个豢养的过程还蛮重要的，养的是你跟你自己创造出来这个世界的关系，有的时候它可以去建构出一个跟外部现实同等重量的，甚至可能反过来包覆外面现实的那个世界。”
个人与集体：要感同他人，先要能掌握自己的痛苦
创作，是在建构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的语言是什么？宫崎骏的动画里，那些神、鬼、怪物的形象，或许正象征着这种未被命名的事物。它可能是一个恶魔，又也许长在我们身体里。它极其虚无——我们无法用清晰的语言去界定它，却必须面对它——对话或战斗，对立却共生。
但回到来，从个人出发的写作，是否能够与外部产生连结？写私我，又是否等同于遵循虚无？
“日本最虚无的作者村上春树，他也为此而被批判。但事实上，他有很多作品是在写战争，可能从一口虚构出来的井，或一个隐密的地洞出发，从而连结到集体性的痛苦。”
痛苦有路，无论朝内或朝外，也是殊途同归。“即使写的是一个个体化的东西，但背后有个人的脉络存在。我觉得，所谓的集体的痛苦，没有回到个体去谈集体，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有集体里面，是不会有差异的；但我们今天说国家、民族或是性别，其实它里面都存在非常细致的东西。那是每个人所拥有的内在连结，那个无以名状的东西是没有语言的。也许没有语言，但我可能不觉得那个东西叫做虚，因为它是实在存在的。
而要感同别人的哭泣之前，言叔夏说：“你自己要先是一个能够去掌握自己痛苦的人。”
就如香港反送中运动所显现的：那是一个世代，与香港集体社会及历史之间的对话。而人们之所以会对某件事产生强烈反应，往往里面都会有一个很个人的脉络存在。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痛苦经验，你其实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痛楚。在能感同身受之前，我们必须先成为能够面对自身伤痛的人。
而“理解”这个动作，本就需要极大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