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不到三个月的影像记者，在2011年被委派到中国乌坎村，报导当地的抗争事件。这场抗争后来催生出中国首例基层选举，一度被视为中国民主曙光。回想当初抵达村子，这名菜鸟记者随即被现场氛围震撼，“有种不想停机的冲动”。她就这样一直拍、一直拍，8年后，拍成了这部2020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迷航》。面对许多媒体与观众抛出有关“民主、社运”等宏观而抽象的问题，她始终拒绝给出任何结论式的答案。这起社会运动对她而言是一场巧遇。“我只是想拍这些人。我感兴趣的是人。”
“不管眼前的航程有多迷，希望我们依然可以相信记录的力量。”——这是李哲昕在2020年金马奖的舞台上发表的得奖感言。
两年后，与她身处吉隆坡苏丹街夜晚的一座咖啡馆里。静谧的咖啡馆对街，是人声鼎沸的清真面馆，摆置在人行道上的桌椅，熙熙攘攘地坐满各族食客，让她刚才忍不住伫足，掏出手机捕捉这般情景。稍早，远处回教堂的诵经广播，也勾起她的好奇发问。前些天，她更是捧着摄影机走入九皇爷诞的庆典现场，跟着信众一同游行、跪拜。
身在异地的她，所有感官都如镜头般饥饿又敏锐。观察与记录，在她身上，早已是呼吸般必要而自然的事，（往往也是比睡眠更重要的事）。于是问她，那句“记录的力量”所指的是什么？
“记录是很有趣的，因为你会面临很多未知。我觉得借由机器的存在，我可以回到小时候那个喜欢观察、留意这个世界的自己。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只不过现在我借由机器，可以进入到我的亲戚以外、别人的生活里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当我越是放下自己，越是不要想着去控制拍摄对象，就会看到他们真实生活的丰富面向。”
第一次入村 打破农民的刻板印象
这次李哲昕从香港来马，本是为了担任东南亚短片节评审，却在机缘巧合下，有机会在吉隆坡和槟城举办数场《迷航》放映会，反应热络。
片长三小时的《迷航》，完整记录了中国乌坎村事件。
2011年9月21日，这座拥有1.3万人口的小渔村，突然成为全球媒体焦点。事缘当地超过3000亩的农用土地，遭村委会非法变卖，涉及金额超过7亿人民币。消息曝光后，村民多次“上访”政府部门不果，于是发起游行抗议，结果被执法人员暴力驱散，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抗争的士气却没有因此泯灭。村民持续发动抗议，引起的轰动让各国记者纷纷进驻报导。
当时在香港媒体《阳光时务》担任影像记者不到三个月的李哲昕，在2011年11月被外派到乌坎村进行报导。
还没出发前，她先是在网上找到村民的联络，通话中，对方这么回应她：“你来，我们会找人跟你对话。”抵达村口，她也瞥见村民用对讲机通报：“记者来了、记者来了。”——这些举动，展现了村民在面对媒体时的熟练老成，一再打破李哲昕原先对农民抱有的刻板印象，也反映着抗议活动经已组织化。
运动现场布置的看板与海报、村民井然分工所展现的见识与格局，以及不论男女老少同时高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口号所传递的力量，深深震撼了李哲昕。虽然只需三到五分钟的短片报导就能向公司交差，但她却完全不想停机，只想一直拍，看看有什么挑战等在前方，而村民又将如何应对。
这一拍，就拍了六年。
“我想拍正在发生的故事”
然而，一句“不想停机的冲动”，还是无法完全解开听者的疑惑：当记者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拍起了纪录片呢？
原来在当记者以前，李哲昕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参与一个口述历史纪录片的项目。
“每次做笔录，听受访者讲话时，确实也很感触，因为他们在告诉你自身的经历。可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啊，我想拍那种正在发生的故事。”正好在犹豫时，她观看了中国导演赵亮片长5小时的纪录片《上访》，“那时我就想说，我想要拍这种耶，就是它正在发生，然后我陪它一起发生。”
为了遇见正在发生的故事，李哲昕这才决定当记者，并且很幸运地，在三个月内就遇到自己想要拍成纪录片的故事。
民间领袖、吹哨人和有志青年
《迷航》主要通过跟拍三个人物，建构起整部影片的叙事架构。这三个人物的选择，也像拍纪录片的决定一样，在第一次进村时就任凭本能引领到后来的局面。
预告片中，那位扬言要当一名记者、“从底层揭发民生”的青年，叫做张建兴。李哲昕忆述：“我当下很快就看到他了，他拿着一个摄影机，穿着一件印有‘police’字眼的T恤，很符合年轻人想酷的形象，在路上很显眼。”
另一位迅速抓住视线的，是在现场全情投入、声嘶力竭的庄烈宏。后来得知，他不仅是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也是最初操作匿名账号“爱国者一号”揭发贪污消息的吹哨人。
“隔几天，这两个人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见一位老先生。老先生的家跟其它村民很不一样，有好几层楼，还有院子。他讲话的方式，是两个字两个字那样吐出来的，谈吐很谨慎，好像有过参政的经验。”
这位老先生叫做林祖銮，可说是村里有名望的民间领袖。“我对他充滿好奇，如果他真的这么有政治智慧，那他有可能把这些人带到什么地方吗？”
于是，一个民间领袖，一个事件揭发者，加上一个被卷入其中的年轻人，刚好带出老中青三个世代在这场运动中所拥有的不同视角与遭遇，拼贴出《迷航》这一个长篇故事的主轴。
第一次拍纪录片，就遇到如此庞杂且厚重的故事，当时经验尚浅的她，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承接呢？
“对于长时间的纪录片来讲，你无法依照预设的命题去拍摄，因为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察式的、你跟随它一起成长的纪录片，本身的魅力就在这里，它是充满未知的，一旦你要恳求它，你就得不到，就像常常一关机就有好事发生。所以，那个拍摄状态，反而应该是要让它引导你去哪里。而你能恳求的只有自己的兴趣。”
乌坎村村民的示威运动，后来确实也有出人意料的进展。
四个月的〈抗争〉，以及〈之后〉的四年
镜头里，一位名叫薛锦波的村民代表在看守所离奇死亡，激化了村民的抗争级别。地方官员最终同意进行村委会改选。于是，乌坎村史无前例的一人一票公开选举得以促成。村民们开始如火如荼筹备选举，运动领袖纷纷上台发表政见。选举最后由运动领袖大获全胜，林祖銮也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
可是，电影并没有在看似非常完满的地方落幕。村民自示威爆发以后，在大约四个月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过程，只构成了电影的上半篇章〈抗争〉。
同时，身在镜头后面的李哲昕，不带脚架，睡得很少，曾连续数天没有洗澡，在新闻报导与纪录片两种拍摄节奏之间来回切换。看到运动参与者成了民选官员，她并没有终止拍摄，反而辞了记者工作，持续往返当地跟进后续四年发生的事，并浓缩在电影名为〈之后〉的下半篇章——
碍于繁复的官僚程序，直到2016年，新一届的村委会仍无法为村民讨回土地。村民开始感到不满，各方之间也产生嫌隙。实际上，这些运动领袖早已被监控。作为事情起源的庄烈宏，后来成了第一个离开抗争现场的人，到美国去了。包括林祖銮在内的多位运动参与者，后来也因贪污等罪名入狱。长达数年的运动算是告一段落。
电影上下篇章的时长相近，但拍摄时间的跨度却有很大的差距，原本明快的观影节奏也在下半部分变得模糊、压抑。李哲昕分享，不同时间点的拍摄状态亦很不一样。
“如果这部片只有上半部，是不够力量的，下半部相当重要。在上半部，他们什么时候要去上访、做大会，你大概知道，时间点比较容易抓。下半部就不同了，很多事情会突然发生，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所以常常得靠运气，事件发生时，你刚好在场就拍到了，而这其实才是拍纪录片的常态。
“拍纪录片，你是拍不到所有的整体，你只能拍到局部，通过局部去抓一个氛围，再去接近真相。”
不要追求爆点 减少人工味精
但，什么才是事情的真相？
这个问题，让李哲昕进入剪辑阶段后，又折磨了自己一番。她曾在2016年剪了一个初版，却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决定从零开始，重看手上超过200个小时的素材，终于找到症结点，最终在2019年才正式完成后制。
“我发现，在第一个版本里，我是有情感投射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村民来说很珍贵很重要，所以我很希望他们会成功，潜意识里不由自主地会有一个滤镜，将那些反高潮的素材都过滤掉了。这样做的后果是，英雄会更像英雄，背叛者会更像背叛者。
“可是如果留心社会运动，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运动超级复杂，根本没有一个唯一的真相。如果我不能把这个复杂性呈现出来，那其实我根本就不接近这个社会运动的真相。”
经过两年的琢磨，李哲昕找到了接近真相的方式——减少人工味精。
她用绘画的概念来比喻剪辑的过程：“我会先把每个人物的true colour（真实色彩）调准。比如，一个人总会在同一个时间段的不同场所讲过同一件事，那么，我会把极端亢奋之下所讲的那一次拿掉，把极端恐惧的那一次也拿掉，保留以我的了解最贴近他自身状态的那一次。”
为什么极端情绪的表现，离真相会更远一些？
“我会顾虑到前文后理，看看他讲得那么激烈，是不是因为前面我有挑衅他。如果我刺激了他，哪怕这句话是从他嘴巴讲出来的，我也不认为那是真相。一个人说话，其实是蛮看互动、环境，以及当下的状态。但因为片长的关系，如果我没有告诉观众这些氛围，以及这个极端情绪是怎么来的，我就不能单独把这句话剪进去，否则观众的判断会有偏差。”
李哲昕坦言，年轻时会有想要炫技的心态，难得拍到受访者表现激烈的独家镜头，感觉当然过瘾。但她后来发现，摒弃对于金句或爆点的追求，才能看见人性的复杂。“这些东西太有指向性了，所以会尽量减少煽情的画面。”
不用为了激发人性黑暗面，而把人“打倒”
她以纪录片中的一个片段为例——在一场婚宴上，气氛热闹，加上选举成绩鼓舞人心，大伙正开心庆祝的当儿，张建兴却忆起死去的战友薛锦波，悲从中来放声哭泣。庄烈宏看到后，一面抱住他，一面给予言语上的安抚。之后，镜头画面就转场了，生活继续向前。
“当你进入到真实的人性里面，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你有开心有难过，但你不会一直难过，可能会有别的东西来打破这个难过。假如我去追求煽情，我可能会去‘戳’他，比如问他是不是很想念薛锦波、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我就只会拍到他一直哭，这个场景的悲喜交杂就出不来了。”
是的，这些拍摄对象在李哲昕的镜头面前，都显得自在，也愿意袒露脆弱与不堪。为了获取村民的信任、拉近彼此的关系，她都希望能住到他们家里，更重要的是，给予对方尊重。“我尽量不去搞他，或是拎他去做一件事。”
要拍到一个人的光明面并不难，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李哲昕也曾不自觉地追求拍到对方的黑暗面，但她后来反思，这种思维并不恰当。“拍纪录片而已，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不需要在镜头前去刺激他、把他打倒。我觉得不用去到黑暗面，只要碰触到晦暗面，碰触到人的局限性就够了。”
“我很不想给你一个结论”
拍摄一部以社运为题材的纪录片，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推出，与媒体和观众交流时，常被要求对社会运动发表看法，而这些问题其实都掉落在李哲昕的思考禁区。
“我其实蛮害怕别人叫我讲一些非常宏观的东西，那不是我的思维逻辑。我不会进入这个思考，因为来到这个思考，我就要给结论了。社会运动极其复杂多变，这是我的主观感受，永远不要尝试给它下定义或标签，因为下一秒它就会突破这个标签。“
她也强调，自己并非为了拍摄社运题材才抵达乌坎村，“而是刚好机缘巧合来到这里，我只是想拍这些人，我感兴趣的是人。”
这也是李哲昕为纪录片取名为《迷航》的原因——如果所有参与抗争者都在同一艘船上，启航了以后，纵使船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这艘船要去哪里，但终究没有人可以说出这艘船最终会驶向何方。船上每个人的欲望和恐惧、价值观和思维逻辑，都会产生一个共同作用力，从而影响了这艘船航行的方向。
“我很喜欢航程这样的概念，on the way（在路上），a journey（一个旅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就是一个journey吗，而我只想将这个journey呈现出来，我很不想给你一个结论。”
“字与字之间是有时空的”
首次执导纪录片就获得金马奖的肯定，要她分享心得——怎样才算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却在抛出问题后，立即意识到，又再向她索求定义与结论了。
“或者我可以说，怎样的纪录片能够打动我吧：复杂的，丰富的，挖掘到人性深处的……我再修改一下：复杂的，丰富的，真诚的。”
其实在访谈中，李哲昕不时都会像这样在字句之间反复斟酌，也很在乎自己是否有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念头背后的起因层层梳理清楚，“你大概知道我讲话有多绕了吗？”她难为情地笑说，“逻辑对我来说很重要，在我看来，一句话是有前后次序、包含时空的，比如‘复杂的丰富的真诚的’，这三个词汇的排位转移，意思就已不同。”
兴许因为这样，她也很常回过头去为之前的问题多作补充，并用双手在桌上比划出她的大脑阁楼，将有待处理的问题归纳在不同的位置——“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过后再跳回来，现在我们先把这里的讲完……”
她对逻辑的讲究、字句的较真，也像她对世界的好奇心一样有趣且迷人。”我极其感性又极其理性。“李哲昕是这么形容自己的。
最后，在咖啡馆打烊前，她终于正视一直被她搁置在桌面左上角的问题——拍摄过程最难忘的时刻？
后来猜想，或许是因为“最”这个字眼过于武断，才让她一直无从回答。
“不能算是最难忘，但我能分享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正是《迷航》全片开端，一艘渔船抹黑在海上晃荡前行，也是一个回应片子名称的象征性画面。“我跟随渔夫出海，在黑暗中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天空才开始由深紫色，转为深灰色（原来深灰之前是深紫耶，我之前都没发现），再变成浅灰色，慢慢亮起来。当天下着雨，海浪很大，渔夫一下一下在捕鱼。
“我当时心想，哇，每个渔夫都可以是哲学家耶，因为海之大，人之渺小，渔夫最清楚海的凶险，还是一下一下地在捕鱼，这是一个建立在强烈认知之上的动作，是一种建立在悲观之上的乐观吧。”
说罢，思维缜密的她不忘补充：”但这些解读都是我的投射，对渔夫来说，不过是他们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