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在于纪实，在许多以大自然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拍摄者几乎都需谨记不能介入动物间的纷争和栖息方式的条规，因为这些介入，极有可能会破坏大自然原有的机制。这对许多拍摄者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只能眼睁睁看着弱肉强食的发生。但如果今天拍摄的个案是活生生的人呢？制作过多部电影和纪录片后，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挣扎。因为对他来说，在现场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与其谈论介入与否的话题，他更关注的是纪录片的创作是否能为个案的生命带来一些转化。即便是细微的，也尤其是细微的。
所有的作品，尤其是纪录片，都关于你作为一个人，你去到了现场，你怎么反应这些事情。你的镜头会隐隐约约透露，你打算要拍什么，你的镜头都会隐隐约约地透露你的想法。——导演廖克发
廖克发最新的纪录片作品——《Karen》不久前在台湾南方影展（South Taiwan Movie Festival）上获得了最大奖——南方首奖。这部纪录片从印度家庭与社区的角度出发，探讨本土弱势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许多人会将廖克发称为“议题导演”，似乎只要经他出品，都是灼热、敏感又尖锐的话题。但其实他并不是朝着议题奔去的。他并不是因为个案是议题所以才要拍，而是因为个案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他人无法想像的人生中，经受了一些感受。
这些感受也许对其他人来说不值一提。在历史洪流中，也终究只是轻易被冲刷的个体故事。但是廖克发决定要把这些故事都拍出来。
“我会跟受访者说，’你所有的感受都是属于你的。’我觉得我们要肯定他们的感受，我们要跟他们说，你的这份自觉是很美的，不要掩盖它。即便记者、主流媒体不重视，就算它不符合宏观的历史叙事所需，你都要相信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感受才是最真实，最美的。”
生于霹雳州实兆远的廖克发，中学毕业之后到新加坡继续念书、工作，之后又到台湾进修电影。离开马来西亚的这些年月里，他却没有真正“离开”过马来西亚。他的创作依然紧紧地牵系着原乡。
自他首部纪录片，2016年的作品《不即不离》开始，他就从自身家族史，探讨到马共历史上。 （相关内容：我该怎么样才算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专访最佳新导演与最佳纪录片入围者廖克发）
后来到了2019年，廖克发交出了《还有一些树》。这部纪录片当时入围了台湾金马影展最佳纪录片，聚焦五一三事件和原住民奴役的历史。
来到2022年，廖克发再交出了两部有关本土课题的纪录片，分别是入围金马影展最佳纪录片竞赛的《一边星星一边海浪》（以下简称《一边》），以及在南方影展上获奖的《Karen》；前者讲述了沙巴一名巴瑶少年和无国籍儿童的课题，后者则是透过一名印度少年，展现弱势所面临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这些作品看似围绕着充满争议的话题，雨林中的马共成员、五一三事件和原住民、无国籍儿童、升学问题等等。他们都攸关马来西亚人在独立前后共同面临的国族焦虑，这些课题无一不将廖克发往“议题导演”的身份推进。
但廖克发想要在作品中呈现的不只是这些，不只是制度中的缺陷，而是聚焦在宏大的历史和制度之下，个体的故事、想法、挣扎与感受。
弱势少年无声的呼喊——《Karen》和《一边》
廖克发拍摄《Karen》耗时六年时间，而这部作品一开始要拍的却根本不是Karen。
Karen看似是个女生的英文名字，实际上是一名印度少年的名字。他不爱读书，热爱运动和踢足球。他和母亲、哥哥生活在油棕园的社区内。哥哥和他相反，成绩非常优异，即便身处贫穷的环境，也立志要当上医生。在纪录片中，母亲会告诉他，“我们这样的人是无法当上医生的。”但哥哥却不想认命，靠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可以让一个年轻人承担如此大的压力，他从小就要认知到社会的不公平，认知到他的肤色对他的未来是有所设限的，他可能会因此而无法上大学。 ”
“所以一开始拍《Karen》我是先拍了哥哥，我本来要拍的是升学制度不公平的问题。我从NGO（非政府组织）那边找到了几个遇到升学问题的印度学生，这样的个案很容易就能找到。后来我们集中在这个哥哥的故事上。
“在拍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拍作为弟弟的Karen。一开始我的问题意识很明确，就是要拍摄印度学生面对的升学问题。但是每次我们拍摄的时候，Karen会有意无意地走入镜头。我拍哥哥的时候，拍妈妈的时候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晃过去，或是在旁边说’他骗人的。’我才发现到这个小孩在喊救命。 ”
“他很早就觉得说，你们就算是要拍一个国家的问题，你们选择的对象还是一个条件比我优秀的哥哥，拍我的妈妈。他也想被看见，他想喊救命，想让我看见他。所以拍着拍着我就觉得不太对，我就开始把弟弟也拍进来，拍着拍着弟弟的时候就发现哥哥消失了。 ”
哥哥升学以后便鲜少返家，脱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社区。最后作品成了留下来的弟弟的故事。 《Karen》展现了这位15岁的少年，在单亲且贫穷的家庭中，从一开始怀抱迷茫与无助的青春残酷物语，一直到失去挚爱，并沉重转大人的过程。
眼睁睁看着年少的Karen独自面临家庭的问题、压力，让廖克发感到不忍。他和Karen成为了朋友，他关心Karen的生活，但却发现即便是他想要介入，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
“在看着Karen的时候我觉得无力，觉得心痛。但我们能做到的关心其实维持不久，我们虽然还是有尝试维持联系，但他会开始有自己的生活。纪录片导演扮演的还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无论事后我们想提供多少的帮助，保持多少联系，都是有限的。”
“我们也想过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一次过解决Karen面对的问题，这样他就能无忧无虑了。但其实他的人生有各种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金钱能衡量的。‘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样的说法是无法套用在Karen身上的。”
因为Karen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失控。成长的资源、环境从来没有让他有主导权。
“这部纪录片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有一种无力感。我要提醒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们要承认这个无力感的存在。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即便我们投票选了新的政府出来，他们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些年轻人面对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不要否定这样的无力感存在，我们有。而且整个民主制度并没有成熟到可以帮助这些人。 ”
而《一边》中巴瑶少年Syafie则是一个看起来活泼开朗的青少年，喜欢唱歌、弹吉他，和朋友一起玩耍、跳舞。他们都有着和一般青春期少年一样的活力，得知廖克发和团队要来拍摄，他们也觉得兴奋、期待，换上漂亮的衣裳来迎接。只是他们注定和其他小孩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无国籍儿童。
他们无法上学，生病亦无法轻易就医，“那边很多小孩，你随便找一些来问都会发现他们死了兄弟姊妹的。而死因都是很普通的，可能是伤口发炎、牙痛。他们小孩特别多蛀牙、牙痛问题，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牙膏，所以他们要去到学校才能刷牙。小朋友可以死于牙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国家？”
Syafie正是其中一个。弟弟逝世当天，他也不清楚事发经过。只是被通知，赶到现场之后弟弟已经死了。在诉说这段悲痛的经历时，Syafie除了眼光泛泪之外，没有表现太剧烈的情绪。
大约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知道自己和一般人的处境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生活在这座水上的村庄，要通往四周都只能走在木板搭建的通道上。窄小的木板通道，有些甚至已经摇摇欲坠，每次只能承载一个人的重量，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会落入海水中。此外，这里的生活环境恶劣，孩子们随时都能看到吸食胶水的瘾君子，或是贩卖枪枝的犯罪份子。
去学校上课似乎是他们转变生活的唯一希望。于是沙巴大学生团体在当地组成了“婆罗洲另类学校”（Sekolah Alternatif Borneo Komrad），专门为当地无国籍儿童提供教育。学生们来到这里可以刷牙，可以上课学习知识，也学习生活技能，像是烹饪、裁缝、经商等等。
此外，这些老师也必须教他们认知在社会上他们会面临的困难，包括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性骚扰问题等等。于是这些青少年们不得不早熟，也不得不早早就学会承担生命的沉重。要理解制度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该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但越是如此，他们越要站出来发声。
这些学生会跟着老师，透过出演话剧的方式，一面为学校筹款，一面为自己发声，告诉大家他们正面临的问题。纪录片中的无国籍儿童不是等待同情的群体，而是活生生，拥有发声能力、辨识能力与想像力的个体。
在廖克发的镜头下，孩子们围绕在一起闲聊，某个孩子还说起了自己的梦。梦里有人法力无边，可以变成小鸟。他们也会抱着吉他，齐齐哼唱：“感觉自己如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的是烟草，我的人生只是一场不幸。”让人听了遥想到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他们也想要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找光明。
“拍这部作品我想empower（鼓励）他们，我想让这些小孩觉得你是有力气的，我不需要说’我是廖克发，我是导演，我有力气来帮你们。’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就有力气，可以自己帮自己，他们是值得骄傲的。这些拍摄他们的片子，是可以去韩国影展，去金马影展的。我要让他们为自己发声，我觉得这很重要，没有人生来应该被我们同情的。如果他们的境遇换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同样的勇气，去为自己发声吗？ ”
拒绝苦情叙事，也拒绝英雄化叙事
拒绝以苦情、悲情的角度去呈现个体，廖克发同时也拒绝英雄化的叙事。正如他一开始在拍摄《不即不离》时，他并没有要为谁说项、洗白。他只是希望可以在主流宏观的叙事中，多呈现一些个体的故事，让大众看见个体，并感受他们的感受。自此以后，他坚持如此创作，无论面对什么课题。
- 野番茄的滋味——《野番茄》
《野番茄》是廖克发首部以台湾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纪录片。受高雄电影馆邀约，拍摄《野番茄》标示着他首次跨出马来西亚，拍摄国外的题材。同时这部作品还有另一层标示意义，就是他儿子的诞生，以及他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拍给我的孩子看的。他在台湾出生，我觉得他拥有双重的身份，即是台湾人，也是马来西亚人。我不希望他以一种既得利益生活在台湾，我希望他也能认识台湾，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 ”
为了了解“二二八事件”，他阅读很多资料，做足田野调查，去访问相关人物。廖克发发现台湾人太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所遇见的受访者都已经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故事才吸引人，才符合人们想要看到的剧本。
“但我的工作就是要试着找出他们平时没有说的某些东西。”
其中廖克发采访到“二二八事件”的代表性人物林黎彩阿姨。她的父亲就是事件中受害的菁英份子之一，这些年来接受了不少相关的访问，所以阿姨已经懂得怎么说故事。可是廖克发想要的不是这些故事，反而在访问过程中他不经意发现，阿姨好几次都无意间提起有关野番茄的故事。
“那件事情大约是如此，自从父亲去世后，就留下了她和妈妈。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跟着妈妈骑脚踏车，妈妈带她到一个她从未去过的乱葬岗，妈妈在那边尝试寻找一个墓碑。然后妈妈在那边开始祭拜、哭泣，但小时候的阿姨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她就在那边玩耍，然后看到附近地上长了很多小小颗的野番茄。”
“她看到那些番茄熟了，便摘来吃。一边吃一边想’这番茄好好吃，又酸又甜的。’妈妈在一边哭泣的时候，阿姨就拼命地吃番茄。这件事情其实就这样就过去了，她当时还也不知道妈妈在一旁哭什么。其实妈妈在这之前才刚刚跟自己的家人、族人吵架，这件事过后不久妈妈就自杀了。”
“我觉得林黎彩阿姨她可能一直都在问自己，为什么那时候自己没有走上前去安慰妈妈，拍拍妈妈的肩膀。但那个时候她还小，还不知道，也还没有能力悲伤。她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在了。对她来说，更深刻的记忆是当时候野番茄的味道。野番茄的故事在宏大的主流叙事中，是不符合，不达标的。但我跟阿姨说你要永远珍惜野番茄的味道，这个才是你生命中最真实的味道。 ”
“林黎彩阿姨曾经也对自杀的妈妈有怨恨，因为妈妈死后他们只好投靠不同的亲戚，度过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片子里面有一段是林黎彩阿姨在亲戚家里找到了一封她年轻的时候写过一封对妈妈怀有怨恨的信。她都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样的一封信，当然也不记得内容了。所以她打开来想要重读，却发现内容其实已经被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自己用涂改液改掉了。她也想不起来自己写了什么。”
“人生很多时候就这样，你本来很恨你的妈妈，写了很多的字，然后不懂哪天又后悔，拿出涂改液全部都改掉，到了最后你甚至是忘记了写过这样一封信的事情。人生本来就没有那么地绝对，它是充满了杂质的，拥有很多断层。 ”
- 修复父子连结——《不即不离》
《不即不离》的拍摄源自于廖克发对自己家族史的叩问，也源自于他与父亲疏离的关系。他也是在探寻之后才发现，原来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也非常疏离，父亲对祖父甚至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因为当年祖父参加了共产党，在政府剿共期间被枪打死了。而当时父亲只有三岁，所以对父亲来说这位早逝的父亲，形同一位陌生人。
整部作品是为了寻找有关祖父的只字片语而展开。他不断访问家人，只要是知道有关祖父的事情的，他就会去访问。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越听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到不同人物心底深处，或巨大，或细小的故事。
而这些在大写历史中，容易被遗忘的个体故事，往往对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不即不离》中，廖克发的姑姑提到，参加共产党的祖父和其他党员一样，常常躲在雨林中躲避抓捕。但他还是会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回家给新生的儿子洗澡。
这件琐碎的小事在马共沉重的历史中微不足道，在庞大的数字、名字、年份等等堆叠的资讯中，它更是容易被埋没。但这个故事却似乎能让廖克发的父亲对陌生的祖父有了前所未有的连结，他不再是如自己一直认为的，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这个故事是任凭主流叙事怎么都无法介入的，因为这是属于这对父子之间最私密的事情。
廖克发：“故事的力量在于修复。”
在廖克发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己，看到因为制度缺陷、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留下来的伤痕，会代代相传。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环境中个体生活的全盘方式，包括个人的信仰、记忆。在流转的时代中，同样会代代相传的，还有故事。
我想故事为什么重要，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如何去想像文化、艺术和故事。
“人为什么会讲故事，是因为人需要修补自己。我们会讲一段故事来修补人生，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能力。为什么林黎彩阿姨会不断提到野番茄的故事，那个番茄这样吃很好吃。她透过不断回忆，其实是在修补自己。”
“她在修补自己，也许那时候自己应该对妈妈怎样，对妈妈说些什么话。然后我爸爸跟他父亲的关系，透过姑姑跟他说的那段故事，也因此而得到了修复。艺术的力量是这样的修复功能。但是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因为很多历史不能谈，不能说，我们继承的就不是这些可以修复我们的智慧。”
这些故事虽然只是个人生活中的只字片语，但却代表了个体选择去记得事情的方式。非常短小、细碎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份渺小，让它成为了更坚定的存在，无法被更大的叙事窜改。关于这些故事的叙事权力，它永远属于个人。于是它才能成为人生命中，最美丽，最珍贵也最真实的感受。
“导演并没有那么了不起，当一个创作者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不要觉得自己能力就是高于这些被受访的人他们身上拥有的故事。不是我发明故事套在他们身上，他们本身就有故事了，我们只是去发现它。即便是很细碎、微小的事情。艺术家要做的事情是邀请，让别人跟你说他自己也忽略掉的故事。 ”
编按：有关两部纪录片作品《Karen》以及《一边星星 一边海浪》，若有任何在地的场地或团体组织有意愿想要放映，可与廖克发脸书或蜂鸟影像（HummingBird Production）脸书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