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重读旧稿，我依然记得十五年前那个访谈的某些内容细节。
在甘文丁扣留营囚禁七年的丈夫获释，从空荡冷清的囚室回到摆着家具的客厅，他感觉拥挤；走在人群中，不安与压迫感倍增，总觉得人潮会撞向自己；在巴刹里看到大鱼如发现新大陆般兴奋好奇，因为扣留营里的盘中只有小鱼。他出门时会忘记熄灯，在外头自个儿走着走着就忘了妻儿的存在；在快餐店柜台前与妻子争论要买多少分量的炸鸡，以招待上门探访的亲戚——这七年他的世界变小了，无法用“正常”的标准衡量判断。妻子拗不过他，根据他“已经很够了”的分量下单，最终让每个人都吃不饱。
这些宛如电影情节的画面，本是《内安法令》扣留者妻子诺莱拉闲聊时不经意的分享。她不知道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有什么新闻价值，我却听得眼睛直发亮：不如我们安排一个专访，你再叙述一遍以上情节？
倘若我不是她的朋友，就无法得知扣留者获释后的状况，没能掀开恶法在人身上碾过的痕迹。尽管十五年前极少人会相信《1960年内安法令》有废除的一天，但十五年后的今天重提此恶法，已有必要向读者科普：这是一条允许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指控，未经审讯无限期扣留一个人的法令。从立法到废除的逾半世纪，扣留者包括左翼人士、大专生、政治异己、社运活跃份子、伪造证件者、宗教份子不等。
记录反ISA运动的一步一脚印
那到底还是民间对“政治部情报员”（Special Branch，俗称SB）提心吊胆的年代。诺莱拉如何相信一个拿着纸、笔和相机，且穿着黑色皮鞋的人？
因为我们在一场又一场反对《内安法令》的集会、游行、示威中，顶着警棍、水炮和催泪弹，并肩共进退，出生入死。从1998年“烈火莫熄”退潮到2008年“政治海啸”掀起之间的十年，集会示威并非一呼百应、万人空巷的嘉年华。那是镇暴队可以一对一紧盯示威者的场面，没有记者证的网络新闻从业员，在镇暴队眼里与示威者是同一伙人，并非什么无冕皇帝或第四权。
我们把相机凑前去，记录现场真相，让网络世界见证镇暴队动用非必要且过度的武力，驳斥集会者事先挑衅警方的官方说辞。马来媒体由巫统党国机关全面控管、中文媒体普遍对示威抱持偏见，社媒尚未普及化的年代——试图让真相还原的人，对诺莱拉而言，或许比较可以坦然相对。我们记录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的一步一脚印——向人权委员会、国会、首相署等提呈备忘录；一场又一场的汇报、记者会与讲座论坛；从议会到街头，旨在捍守“任何人在未经审讯、定罪前，都是清白的”之原则。
由于初期网络媒体不受承认，有一次我甚至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混入时任首相阿都拉在巫统大会后的记者会，追问《内安法令》这个允许未经审讯无限期扣留的恶法，难道跟阿都拉主张的“文明伊斯兰”（Islam Hadhari）没有违和吗？
让文字对得起新闻
如今回想，单是一个《内安法令》课题，就可以窥探权力阶梯上，复杂利益关系形塑的嘴脸。掌权者不舍得放弃这个打压政敌、消灭异己最为便利的武器，即便慈祥温和如伯拉也要铁石心肠；人权委员会专员在扣留者家属哭诉后，无奈表示自己同样无能为力，只能记录在案。即便民间社会也存在不同看法——若逮捕的是在野党领袖，那是政治打压无误；然而，若扣留的是寂寂无名的小咖，再扣上“宗教激进分子”帽子，则吹起“无风不起浪”的疑虑，再加一句“为何不捉别人就捉你”。延伸下去，为了保障大多数公众的安全，预防性扣留似乎就成了必要之恶——完全回避“如果那个人就是你怎么办”的问题。
扣留者家属如诺莱拉也有自己的两难。自己丈夫自己救，她比任何扣留者家属走得更前。当局威迫利诱，要其丈夫转告妻子：低调一点，获释的日子就更近一些，否则，自由遥遥无期。当局甚至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施压，眼见扣留营里的丈夫也没辙，就警告其他扣留者家属，最好远离并孤立诺莱拉，别跟她一起“胡闹”，否则延长扣留；再来，向诺莱拉正在病危的家婆展开心理战，告诉她若非其媳妇在外“闹事”（抗争），其儿子早就获释了。
与电影情节纯属不幸的雷同，诺莱拉丈夫玛沙每一次测谎时给的答案都一样，惟2009年8月1日吉隆坡中心上演规模最大的反《内安法令》示威以后，他就突然通过了测谎，走出扣留营的最后一道门。
他返回屋子，七年前记忆中文静内向的妻子，已变得陌生——她在这场为丈夫伸张正义的抗争中，已经走遍全国，甚至走上国际平台，变得积极、勇敢、外向、健谈。玛沙错失了孩子最需要父亲的七年时光，幡然发现自己原本要在生活上指导孩子些什么，孩子却已经自己学会了。
访谈当下我有说不出的唏嘘。玛沙时而腼腆沉默，时而尴尬接不上话，诺莱拉则使眼色示意我叩问其丈夫的内心世界——看看答案是否与她揣测已久却开不了口提问的一样。绝大多数人透过主流媒体认识玛沙，而媒体上的玛沙是警察亲笔素描。我个人事前也不认识玛沙，只能补充诺莱拉视角里的玛沙。如果诺莱拉说真话，这个社会就因为自己无法克服当权者操弄的恐惧感，默许掌权者剥夺一个无辜者七年的自由，让他一辈子活在当权者标签的阴影中。当然，我也不是没想过，如果警察站在对的一方呢？
这比电影还烧脑，是喧嚣闹市里夜深人静时的灵魂拷问——如果自己单纯的正义感，成了危害社会安全的帮凶？
从检视自己的理念原则，到对人与人互动的观察、对权力制度的质疑、对社会局势的判断，反复地阅读、查证、衡量、评估——每一个字都背负沉重压力。我无从掌握真相的全部，只能尽己所能拼凑最接近真相的样貌，让写出来的文字对得起新闻。
而我仍然庆幸，当年的新闻是这样做的，哪怕再累再耗心神。我近距离目睹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个人，在权力巨轮碾压过后，夹在生活两难之间——一些人为了贪图短暂的便利明哲保身，一些人不知何来的勇气，挣脱恐惧束缚，像一缕燃烧自己对抗黑暗的烛光，独撑到底。有幸见证人性光辉，人生就不会卡在抱怨世界黑暗的夹缝里，怕烧伤自己之余还去吹熄别人的火光，在黑暗中印证大家一样黑暗。
我无法想象，如果要在十五年前，以吸睛搏流量的方式处理玛沙当年获释的新闻。或许要打标“扣留七年，疑是宗教激进分子出来了”，接着引述最多按赞的留言“最近没事别去双峰塔”，再补充反讽式留言“我的丈夫人很好的”——以制造恐慌、偏见、歧视，拿别人痛苦当笑话炒流量。小编不需要对文字负责，反正都是社媒抄下来贴上去的，如果错了就去“求真”一下，然后用自家的纸媒批判自家的网媒，就已算对得起良知。
我如今为什么不当记者？因为我想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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