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儿时的母亲是个闲不下来的家庭主妇。当时家在大杂院式的旧式店屋。我一家四口窝居在不到十平米的板隔斗室里，摆放了卧床，再添置了小书桌，就只能勉强容纳得了一台脚踏式的“针车”（缝纫机）了。可这却正好是母亲的命根子。
当时的斗室，即是我起居饮食暨活动天地的全部。大杂院里住了廿户人家，孩子多，品流杂，母亲怕我学坏，除了上学，就只能靠她手里挥舞的一根细长藤条，把我拴困在这小天地里。
当时，我只感到那台缝纫机的笨拙与厌烦。笨拙只因它粗重且占空间，厌烦则往往是它操作时停不下的噪音。母亲出身海南农村，节俭成性。她的唐式女装衫裤，概由自己买布剪裁缝纫，从不假手于人。
在我记忆匣子深处，伴随她脚踩“针车”踏板的，永远是那节奏性的机声夹杂着她絮絮叨叨的家乡往事。可孩提时代的我，走不进成年人的世界，更何况是那个陌生且遥远的祖籍地！
印象中，我始终记得母亲念念不忘的那句口头禅：“说我有命去，没命回，可真要给他们说中了！”我直感觉到她语气中的余愠未消，但又耿耿于怀自己回不了老家的无奈。
从她断断续续长年累月的叙述，她纵然嘴巴再硬，说自己早已断了落叶归根的念头，老家也没啥好惦念的，可三头两天跟父亲的谈话，她的话题还不是依旧绕着家乡转。先是怕乡下家里粮荒吃不饱（注：指1960至1962年间中国面临的三年自然灾害），几年后则又见怪家里的儿孙们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注：指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有海外关系的中国家庭为怕有里通外国之嫌，备受牵连，而被迫选择与海外家属划清界线，断绝联系）。
儿时的我对这些话题向来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留意母亲积存了许多花布碎屑，形状不一，杂锦缤纷。只见她一有闲暇，即埋头埋脑的把这些花布碎屑缝接起来。没多久，一件接一件的成品，都先后悄然地堆积起来了。先是长形的被子，后是圆方不一的座垫、足垫。说也奇怪，平日毫不起眼的布屑碎块，经她巧手处理，竟也缝制成三角形并成的花被子。我只知她管它叫“百家被”，说是给儿孙们做的。
回心一想，母亲的儿孙们都在海南。在那意识形态抬头的年代，她内心何尝不知自己回不了老家，可她口中的儿孙，在当时的现实里却离我们甚远。比我年长八岁的二哥还小，未到适婚年龄。只有我才是现行可能的受惠者。可我对这斑驳杂锦式的“百家被”不感兴趣。记忆中，与这相似的倒是我懂事后已弃之不用的襁褓。那想必也是出自母亲的手笔，由她以花布屑块缝制的。
而今，母亲已离世多年。这类襁褓老早已从我的记忆褪失，直至年前我在路上偶见外劳女佣以这杂锦式的襁褓背孩子上街。那惊鸿一瞥立马唤回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想起不久前回到祖籍地省亲时，大哥不经意的说起母亲年轻时喜好女红的往事。那是没有缝纫机的年代，靠的就只有她手中的针线了。念及此，我才蓦然省悟，斗室里的那台缝纫机可是母亲的奢侈品！经她费心耗力缝制的被子、座垫，有哪件不是她乡愁的寄托？
我赶紧从她的故物堆里，好容易找到了当年她缝制的素色布屑座垫。这已历时半世纪之久的母亲遗作，果然还保存如新。然而，那张杂锦式的“百家被”却早已不知去向。我内心五味杂陈，一股浓郁的歉疚油然而生。
过后，我托人打听并订制了几张罕得一见的“百家被”，分赠几位外孙，权充替母亲了遂她可能也已淡忘的遗愿。可我心里明白：她不会淡忘的是她始终回不了原乡的毕生遗憾。
编按：本文摘自翁诗杰新作《诗情杰语2：感性翁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