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8日，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议决不悬空六名倒戈团结党议员的国席资格，并称是依据《联邦宪法》第49（A）（1）条文做出此决定，消息一出，引发了朝野政党不同的声音。 为何法案无法制止跳槽议员的出现？《反跳槽法》是否形同虚设？三名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为民众分享了不同的看法。
自去年10月至今年1月之间，团结党相继有六名国会议员宣布倒戈支持首相安华。今年6月1日，土团党总裁宣布，这六名表态支持首相安华的国会议员，已丧失土团党的党籍，并要求国会下议院议长腾空他们的议席以进行补选，但却遭驳回。
国会下议院议长称这是依据《联邦宪法》第49（A）（1）条文做出此决定，这项决定引发了朝野政党针对《反跳槽法》的争议。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于7月18日（四）举办了“六国席不补选：议长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主题讲座，并邀请了三位主讲嘉宾，分别是双威大学联合国永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亚洲总部研究员胡昌熙、马青团总秘书苏仪芳以及著名时事评论员许国伟，为大家提供《反跳槽法》背后的思考及意见。
胡昌熙：议员双重党籍会引发争议
双威大学联合国永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亚洲总部研究员胡昌熙曾与不同专家共同参与了许多政治研究，他指出，在判断议员的跳槽行为之前，如何界定党籍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
他说，根据《社团注册法令》，希盟、国阵、沙盟、国盟等政党联盟，都被定义为选前的联盟政党，但在政党之间的合并以及政治联盟之下，界定党籍变得更加复杂，很多议员因此出现双重党籍的情况。在多重身份之下，辨别该议员不同层面的党籍，并识别最需要被保护的身份，是首要的任务。
举例而言，当有政治人物更换了党籍，但由于新旧党籍都属于当前的政治联盟之下，该行为并不会影响当前的政治格局，该议员的行为也不会被惩罚，而真正考验的是民众对于议员更换党籍的敏感度有多高。
特委会的报告指出，反跳槽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各别的成员党，因此不考虑政治联盟，更不考虑选后联盟，虽然这可能涉及政治动荡，但实际上跟党籍无关。因此，胡昌熙坦言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并不会因为有了《反跳槽法》而更加稳定。
我们对政治稳定最终的追求是需要一个五年不变的执政联盟吗？还是要确保政党不会因为政治利益，或者是政府对某些政党的威逼利诱而被瓦解或分裂？
撇开议员的双重党籍身份，胡昌熙认为“议长”本身似乎也存在着争议。
在马来西亚，“议长”乃属于官职，每当政权更换，议长一职也将被替换，这显示了每一届政府依然倾向于选“自己人”当上议长，通过这个惯例就可以看见明显的党派之分。
胡昌熙坦言，当概念越复杂的时候，一些鉴定的机关如议长就会有更大的裁量权。作为议长，他们变得有权力规范《反跳槽法》的范围和例外，种种争议的部分留给议长很大的诠释空间，很容易让案件陷入法律诠释的战争中，使得法律在执行上不明确。比起“法官”，议长作为“邮差”去告知以及确保相关程序被执行才是更合适的角色。
“虽然《反跳槽法》增加了跳槽的成本，但是未必能阻吓所有人跳槽。”
胡昌熙指出，只要跳槽后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以及更好的资源，决意跳槽的议员也不会因为一场补选而退缩，对他们来说，补选获胜以后，更庞大的利益才是最终目的和追求。
以目前的反跳槽法来看，有许多基于政治妥协导致的跳槽行为仍然需要议长去诠释，因此议长依然保有很大权力对议员进行下判，因此胡昌熙建议议长的角色应该要被削弱，而不是持续作为裁量一切的“裁判”。
苏仪芳：反跳槽法是“先天不足，后天贫血”
马来西亚作为法治社会，马青团总秘书苏仪芳相信，制度能够管理态度，因此《反跳槽法》某程度上能让议员跳槽的成本变高，拥有一定的阻吓作用。虽然目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部分，但不断完善制度一直都是民主进程中自然发生的现象。
“如果我们今天允许政党有开除议员的权力，而又需要悬空议席的话，那党是不是拥有太大的绝对权力去影响这个议员的决定？”
同时，议员的行为违背了党内的利益与立场，党却没有制衡的权力时，所谓的政党联盟是不是只是一场空谈？
虽然如此，苏仪芳依然认为，政党不该持有太大的权力掌控议员的一切态度和行为，当重大课题出现时，作为政治人物应该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态度进行表态，而不被政党和《反跳槽法》约束，因此失去了表达的权利。
苏仪芳坦言，马华曾表示罢免法可以更好地解决议员跳槽的问题，而非现在所实行的反跳槽法。
在苏仪芳看来，议员服务的对象始终是选民，因此罢免法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将一切决定回归于选民，而不是议长、党主席、或是官方机构里的任何人。人民因此有权利决定批判或是接受议员的跳槽行为，是最符合民主精神的原则。
罢免法最大精神就是将一切回归选民，以选民的意愿为主要（目的）。
如今的政党几乎都有固定的政治联盟，因此议员的许多行动都与之联盟利益相关，也必须在不违反联盟利益以及立场下发言或是行动，否则可能因此被逐出联盟或是违反相关反跳槽法令。此前六名议员因选区拨款而选择倒戈的案例，可以让人民开始思考，以“选区发展”为由导致的倒戈行为算不算跳槽？能不能被接受？
有人认为，得到选区拨款对议员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他们愿意为这六名议员买单；有人却认为这六名议员改变了从反对党阵线转而支持执政党联盟，已经辜负了选民的期望，是违反了原则性上的问题。
苏仪芳认为（此案例）正是有各自诠释的空间，而在罢免法执行之下，就会将决定权交由选民做主，他们可以选择是否为跳槽议员的理由买单，这才是所有人要守护民主社会之下的真正原则。
她一再强调， 每一个法案的成立都必须存在目的性，这样才能够保证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反跳槽法案成立的初衷，本应该制止议员因为个人利益而去跳槽或改变政治倾向，但苏仪芳认为，目前的反跳槽法的能力不足以达到此目的性，而六名议员的行为便是最好的例子，导致老百姓不禁想问：如果这都不算跳槽，那什么算跳槽？
许国伟：人民的双重标准纵容了政治人物
从2018年到2022年至今，著名时事评论员许国伟表示一共有39名议员因为种种原因跳槽，这五年之下累计的数量，已经让人民感到愤怒。
他说，原以为《反跳槽法》的执行可以进一步阻止议员再次跳槽，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案例会让人民不禁开始在质疑政府的执行能力和公信力，有者甚至认为，政府的各种决定，都是双重标准。
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双重标准从来都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但是谁纵容了他们有这种双重标准的勇气？老实说，是我们。
举例而言，当有议员退出希盟阵营加入其他反对党阵营，人民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当有议员从其他政党联盟加入了希盟，人民反而给出了正面积极的态度，甚至当他们是“招财蟾蜍”。
“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讨厌“青蛙”（跳槽议员），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标准定义却是不同的。”
所以在双重标准下，是人民给予了政治人物更多的底气进行跳槽，直到“喜来登政变”发生以后，人民却觉得跳槽是一件可恨的事。许国伟认为，我们应该好好探讨政治人物和人民各自双重标准的问题，并好好要求政治人物，否则不排除政变的再次发生。
无论目前的反跳槽法是否存在漏洞，最重要的是人民可以公平地看待所有议员跳槽的行为，才能监督并制衡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