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转折点上，日常议题往往最能映照现实困境。马来西亚正处于这样的时刻——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承压，城市发展亦面临更新难题。如何在变局中确保未来世代安稳立足、延续，是公共政策讨论绕不开的焦点。
9月27日，华研智库以“政策改革与社会韧性：跨领域对话”为题举办社会政策论坛，试图从不同角度勾勒出这幅图谱，以及我们可以建构的未来。
如若把关怀聚焦到当下时局，不难看见大时代正在消散，如今社会面对的议题与上个世代大不相同。或许没有庞大时代背景，却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人口结构快速转变的当下，马来西亚正同时面对两股浪潮——“少子化”和“老龄化”。随着新生人口减少、老年人寿命延长，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退休储蓄制度与城市发展模式，都迫切需要深度调整。如何确保国民老有所养、社会劳动力不过度萎缩、城市空间和人口结构相呼应，成为政策与社会共同关切的焦点。
9月27日，“政策改革与社会韧性：跨领域对话”论坛在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此活动由华社研究中心旗下华研智库主办，发表华研智库针对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的研究成果。
第一场论坛由华研特约研究员李泰德、媒体工作者陈奕君，以及前丹那拉打州议员张玉刚分别主讲。李泰德从公积金与退休制度切入、陈奕君聚焦人口老化趋势与银发浪潮的对策、张玉刚则延伸至《城市翻新法案》的监督与问责。三者看似独立，却都紧扣一个核心——在结构性转变之下，我们该如何建构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社会。
人口老化和少子化浪潮之下，公积金与退休制度如何改革？
在《公积金与退休制度改革》发表中，华研特约研究员李泰德首先提及我国社会面对其中两个的挑战：少子化与人口老化。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新生婴儿人数持续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是往事。随着少子化时代到来，加上大部分人口朝成年和老年方向迈进，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口劳动力变少带来的冲击——而公积金缴纳机制的改良与退休年龄延长，正是如今普罗大众切身的议题。
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公积金机构之一，成立于1951年，保障我国劳动力的退休储蓄。
“由于公积金属于高回酬投资，其资产也相对透明，国民对公积金的信任度普遍上非常高。”李泰德进一步指出：“然而，根据公积金局资料显示，744万名18至55岁的活跃会员当中，仅有38.3%达到按年龄划分的基本储蓄水平。”
是什么因素造成如此现象？其一，政府曾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实施公积金提款措施，此举冲击了会员的退休储蓄，尽管数据在疫情之后有逐步回升趋势；其二，随着人民意识到未来生活花费会逐渐提高，政府制定的公积金自愿缴纳门槛也逐年提升。以此为基础，细看公积金相关政策的实施与改革，仍有许多可检讨、改进之处。
一、提高提领存款的最低年龄规定
放眼目前的公积金提领规定，仍是采用早年所设下的条例。如今政府已将最低退休年龄提高至60岁，公积金提款规定却没有做出修正——存户仍能在届满55岁之后提领所有储蓄；55岁至60岁仍继续工作的存户，55岁后缴纳的存款将被转至黄金户头（Akaun Emas），60周岁后方可提出。由此可见，政府提高最低退休年龄限制之际，也应一同提高提领存款的最低年龄规定。
二、避免因民粹压力在政策上妥协
公积金局近期推出第三户口制度，存户所缴纳公积金的百分之十将纳入相关户头，而该户头允许会员自由提领。继新冠疫情之后再一次允许提款应急，相信是政府面对民众压力作出的妥协方案。对此，李泰德建议：“未来针对公积金制度的改良时，政府必须采取长远考量的计划，避免受到民粹压力而却步。”
三、渐进调整每月薪资提拨额
公积金局提高存款最低年龄规定之余，还需考虑未来生活水准提高、医疗费用上涨。为了确保会员有足够的公积金储蓄来维持退休生活开销，可考虑学习新加坡，渐进式调整每月薪资的公积金提拨率，也可在制度中加入健保考量。
人口老化、少子化处境之下，也可延伸讨论退休年龄的延长。财政部第二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曾表示，我国预计将于2048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届时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达到全国总人口14%。马来西亚国民的预期寿命已从2004年的73.3岁增至2024年的75.2岁，有关数字在东南亚区域中仅次于新加坡；随着医疗的进步，相信有关数字将会继续上扬。
长远来看，我国劳动力将在未来无可避免地萎缩——若要保持就业人口充沛，同时减少过度依赖外籍移工的需求，政府可在提高退休年龄之余计划各类措施与奖励，鼓励超过退休年龄的国民持续提供人力贡献。
深入探讨银发浪潮：马来西亚人口老化的趋势与对策
媒体工作者陈奕君以《人口老化与银发浪潮对策》为题，深入讨论马来西亚人口老化的趋势与对策。
先来看“老年人口”与“人口老化”的衡量标准——依据国际通用标准，65岁以上即被归为老年人口。而联合国的人口老化标准具有三个门槛，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即意味着该国家属于高龄化社会；占总人口14%，迈入老龄化社会；占总人口大于20%，则迈入超老龄化社会。
“亚洲社会的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速，比欧洲社会加速三至四倍。”陈奕君表示：“根据我国统计局7月份发布的最新数据，我们已迈入高龄化社会门槛。目前马来西亚65岁以上的人口是7.7%，100人里面，大概有八个65岁以上的老人家。”
以此类推，马来西亚将在2048年步入老龄化社会，2057年跨入超老龄化社会。新生人口数量同时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萎缩；有限的劳动力需要瞻养庞大老年人口，国家经济压力无疑上升，也将引发其余一连串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消费结构变化、家庭照护技能弱化、创新力与经济活力下降、城乡人口结构不平衡等。
转移到微观视角出发，老年人的长期照护者或老年人本身，现实中总归有一份日常经济账单。聘雇外佣、私人安老院、医疗费用……我们的公积金是否足以覆盖退休后的生活？更别说我国在医疗设施和人力资源配置上，仍存在一定的缺口。
推动我国老龄社会认知转型，从而影响政策走向，显然刻不容缓。至此，陈奕君提出了两个概念——“银发经济”和“长寿经济”。前者把老人视为社会里安静退场的人物，然而把65岁以上的人一律视为“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今时今日已不合时宜。以长寿经济来看，老人年仍能达成不同阶段的自我实现。
老年生活可以不再是“等着被照顾”，而是继续参与社区、发展兴趣、享受生活的延续——只要社会为长者的生活减少摩擦力，照顾他们老年生活的尊严。
以新加坡、台湾、日本为例，三地政府大力推动老年人延迟退休与再就业计划，并且深度管理老年人健康状况，社区资源分配与环境改造也对养老生活友善。整体来看，各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方式有四大方向：
一、提升出生率：鼓励婚育的同时，减轻养育负担。
二、引进外部人口：吸引外来劳动力和移民。
三、延长工作年限：鼓励高龄人力继续参与经济。
四、调整社会结构：打造适合老龄社会的新型城市、医疗、教育体系。
我国正处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期，近年来，政府固然有做得不错的部分，例如提呈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法案与议程；乐龄援助金与税务减免；乐龄友善设施；鼓励企业聘请高龄者。可是放眼长远却缺乏结构性改革，也未设立统一指挥的老龄化政策专责部门。
城市老了，怎么办？——《城市翻新法案》中的问责与监督
前丹那拉打州议员张玉刚主讲《城市翻新法案中的监督与问责》时，首先提出新加坡的其中一种城市翻新法案——“组屋屋契回购计划”。孩子成家立业搬离原有的房子之后，老年人可考虑“大屋换小屋”，把原本单位换成更小单位，申请最高3万新币的乐龄安居花红。
“以先前的演讲为例，人老了，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时需要未雨绸缪。而城市老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张玉刚生动地比喻：”我们需要去做翻新、维修。“
马来西亚是相对年轻的国家，国内城市现代化历史不及一百年，仍未有明确的、结构性的城市翻新政策。
吉隆坡城内的老建筑若不根据今日居住环境翻新，便无法容纳更多人口——于是我们开启一种城市蔓延倾向，所谓“卫星市”从吉隆坡周边越建越远，并非长久之计。
今年8月21日，我国政府提出《城市翻新法案》草案。从2024至2025年，草案做出了各方面调整：
然而，《城市翻新法案》草案仍是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在实际执行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在谈论该法案的缺失前，我们先看看反对声浪从何而来。
一、同意门槛过低：少数业主可能被强制征收，财产权保障不足。
二、补偿过于货币化：忽略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交通便利等空间因素。
三、弱势群体缺乏保障：租户、长期占用者无明确参与权或安置权。
四、开发商主导风险：名册制度虽有，但监督不足，利益冲突可能严重。
五、部长权力过大：可直接宣告翻新区域，缺乏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制衡。
六、公众参与不足：无强制咨询与信息公开机制。
在张玉刚看来，《城市翻新法案》的缺失之处不仅是法律层面，回顾时间皱褶中发生的林林总总，我们一直缺失健全的社会保护框架。
回溯90年代，政府粗暴蛮横地铲除非法木屋区，造成历史伤痕；法案本身过于单一导向，关注物理重建，忽视城市更新进程中必须要有的社会和人文维度；公众与政府、开发商之间存在信任鸿沟，为可能存在的利益勾结而担忧。
城市翻新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再生，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城市翻新法案》仍有以下改进空间：
一、公平机制
设立独立、透明的估价和补偿框架，确保业主获得市场价或更高价值的补偿。
二、透明问责
设立由独立第三方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其裁决具有法律效力，而不仅仅是调解。
三、多元参与
鼓励除了出售以外的方案，例如业主可以选择参与重建后的管理、获得新单位的股份等，让业主成为合作伙伴而非被动的牺牲者。
四、以人为本
城市更新项目启动前，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评估，并将结果公布，确保项目的社会可持续性。
上述跨领域的对话，既点出了人口结构转变的严峻现实，也揭示了制度与政策必须回应的复杂课题。从退休制度的可持续性，到老龄社会的转型契机，再到城市更新的公平与问责，三场演讲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交织成一张共同的网：如何让国家与社会在巨变中依旧稳固前行。面对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挑战，唯有跨越部门藩篱、打破旧有思维，才能为马来西亚开拓出一条更具韧性、更有人本关怀的未来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