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瘟疫中
专题| May 2, 2020外劳 新冠肺炎病毒 行动管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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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未如此“平静”。街上偶尔经过一个路人,马路只有疏落的汽车行驶,地铁火车限时穿梭,机坪泊着无法起飞的飞机,办公大楼里没有人工作,学校上下课钟声停顿,建筑工地剩下起重机孤零零留在钢筋堆中,许多酒店门口贴了“closed”的通告只有门卫是唯一的留守者,旅游景点看不见到此一游的身影……

行管令的限制,让人们躲在屋子里,为阻断疫情传播链的目标,我们也从未如此“团结”过,困守围城,蜗居在家,数算两周为一季的日子。日子似乎抽离宇宙轨道飞逝而过,却又如此漫长。百业萧条笼罩之下,濒临绝望的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恐慌,能稳住自己的,可能是每日煮出四菜一汤的佳肴,做直播课堂,或回忆过往。社交平台展现出来的日常,彷佛是瘟疫给予的恩惠,有人发现了自己的潜能,有人思考了生命的价值,有人觉得被迫放假也是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忽地高尚起来。生命的捍卫,以一米距离丈量,以隔离保护,“不自由毋宁死”的追求,此刻成了不道德的信念。

没有乘客,公车还来吗?(摄影:刘志海)
停止营业的酒店,守卫是唯一的留守者。(摄影:刘志海)

一栋楼,拥挤的单一故事

苏丹街圆周一公里的范围内,一片寂静,车水马龙的光景已消失一个多月了。中华巷所有的食摊停止营业,后边的李霖泰市集只有一两个卖菜的档口还开业;少了行人的步伐和噪音,老鼠横行无忌。平日热闹的茨厂街,空荡荡摆空城计那样,一两个游民坐在不再摆卖廉价膺品的摊位,私用起档主的插头为手机充电,或开了挂壁电风扇纳凉。

疫情下中华巷一景。(摄影:刘志海)

这一带,靠大量的移工撑起市场活力,他们是盘踞此地的经济生力军,也被当地人视为抢滩的外劳。如今他们也躲了起来。

进入老旧的战前楼房里,一个孟加拉国就在里头。三层楼的狭窄空间里,间隔了许多豆腐格般的房间,有些稍大,挤得下6个人躺下睡觉,有些只能3人同房。没有窗户,没有床褥,没有衣柜,一条绳索从一角拉到一角,用来悬挂各自的衣裤。房租从马币300到600之间,视乎房间大小。做饭时间到,大家蹲坐在房间里切菜,辛辣的洋葱、辣椒味弥漫难以消散,让人眼睛刺痛。切好菜,拿到潮湿的厨房煮,五六个火炉并排在水泥台上,大伙儿轮流使用。不见冰箱,他们不需要,菜都是每天买的,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能有一顿就一顿。

网络上广传一位印度医生写的帖子:“能保持社会距离是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禁足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在这栋逼仄的楼房里,住了六七十个迫切需要工资的孟加拉移工。

在锁国政策下,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很难回老家,因为老家也处于封锁的状态。如果不是非不得已,他们不会离开大马,而是想尽办法更新每年的工作签证,签证代理费一次马币4000。见有人来了解他们的处境,从开始几个人的拘谨,到一个接一个要前来诉说,聆听者像问诊那样,逐个接见。而每个人的故事都雷同:老家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我要养一家老小,这里也没有工作了,现在有一餐没一餐……重复又重复,困境堆叠起来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钱。

没有储蓄吗?不懂得未雨绸缪吗?

“赚到的钱,大部分寄回给家里人,剩下的作为日常开支,所以没剩下多少在身边。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帮助。”阿布,莫哈末,拉马丹,这些穿行在我们当中的人名,只有身份是清晰的,脸庞却模糊,我们只管他们叫外劳。

部分楼房里的孟加拉移工,他们是市场生力军,也是被视为抢滩的外来者。(摄影:刘志海)

陋巷游民

“身为土著,那些孟加拉人过得比我们还好,收入有些高达三千块,还有房子住。”安莎(32岁)与她的两个名叫法立(40岁)和卡斯(41岁)的男性朋友,坐在后巷打发时间时如此说。

“都说我们是懒惰的一群,但我们都愿意工作,只是没有文凭自然找不到好工作,也难找到固定的居所。”谈话期间,一个罐头垃圾从楼上被抛下,“咚”一声响起。法立即刻抬头说:“你看这些楼,里面都住了他们。这栋是,那栋也是,都是外人,这里可是马来西亚。”

来自太平的她,和来自沙巴的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吉隆坡找工作,有被代理骗过钱,也做过各种低薪工作。日子在兜兜转转中不知不觉五年、十年过去了,大都会的繁华,收留了他们的沧桑。行管令期间,他们没工可开,也没家可待,每日缴付马币80合租酒店客房,白天则到外头游荡,无事可干。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敢回家。

“感到羞耻。很羞耻。”卡斯垂头呢喃。

安莎,法立,卡斯,三个人找到三双“新鞋”(也可能是偷来的),有那么一点开心,短暂的。(摄影:刘志海)

陋巷里是游民的后花园,尤其是现在人烟稀少的当儿,他们能不被驱赶的随便逗留在一个角落。发现希拉坐在轮椅上,把自己藏在一片隔板后,她问起今天报纸是否有刊登某个消息。她喜欢阅报,一般看Kosmo,若没有,就选择Metro。到KK杂货店给她买一份Metro报纸,她随即翻开来看。

希拉身上散发毒品的味道,不知多少日没洗澡。问她住哪里,说是附近,父母的家则在城市的另一端,现在只是来这里闲坐而已,等下会有朋友送她回家。语气如此平淡,只是谎言包装不了看起来落魄又邋遢的她。

又说起有个叔叔以前在媒体界工作,时常把免费杂志带回家给她看,阅读是她的兴趣。彷佛在说着一个虚拟的世界,也许是真的,现在的景象才是幻象。她不抗拒拍摄,一副处之泰然的架势,如一个有着正常生活那样的人,面对多管闲事的陌生人,如面对路人问路那般自然。

和她告别,她头也不抬一下,继续阅报。

身上散发毒品味道的希拉,坐在轮椅上要求一份报纸。(摄影:刘志海)
希拉翻阅报纸的手,如斑驳的墙壁。(摄影:刘志海)

下午中央艺术坊外的街道,来了派饭的自愿人士。游民忽然现身,从各个角落走了出来,排成一支队伍逐个领取粮食。没有人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也许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换了平日,一般人都会主动避开他们,何止一米的距离?

安莎闻风而至,她排了两次队。

站街等不到客人

琳达挺着胸翘着屁股走在烈阳下。她倒是没有忘记戴口罩。口罩下,她的胡子渣没剃干净,许是这段日子少了很多客人,她也忽略了妆容。

她毫不避忌说出自己的故事,坦荡暴露,她说没必要欺瞒。只是,在说话之前,她要求帮她缴付一日的酒店房费,再给她少许零钱。酒店房租马币65一日,跟着她回去,问掌柜的男人:“她是住这里的吗?”对方点头,显然知道琳达是干什么的。

房间很整齐,衣服都折叠得好好的。琳达用浑厚的嗓音娇媚地说:“我是女人嘛,当然爱整洁。”

琳达工作的房间。衣服折叠好,钩挂着的衣服,都是灰色系列。(摄影:刘志海)

拉开话匣子,她滔滔说个不停。从身世,到和客户做爱的姿势,都一一道来。

行情不好,也不是琳达第一次面对。1981年生的她,年轻时在槟城的表演场所当背景舞蹈员,后来到了吉隆坡,继续在声色场所工作。2018以前,生活还过得不错,等到这些色情表演场所因政府管制严厉而陆续关闭后,她开始陷入财务困境。而专职走向娼妓这条路后,她再次面临经济危机。

之前她每日最多接5个客人,一次收费马币60,提供性交和口交服务。行管令期间,交房租成了她每日烦恼的事,站在街头一整日都接不到一个客。关于性工作者的故事,对再怎么有猎奇心的人来说,都已是老掉牙的滥调。一个装着女人心的男人,不外是从易装癖开始,然后进入色情行业,接触毒品,来来回回被警察捉关进监房里,面对宗教信仰而内心挣扎,希望能早日踏上正途,害怕去世后阿拉不接受自己——这就是她一直不愿意做去除阴茎手术的原因。

“我的梦想是开一家美发院。如果能有这样的一日,我愿意不再穿女装。”

暂时收入惨淡,幸好琳达领了一次政府救援金马币500,她即刻用来交租:“我不喜欢欠钱。”但身有糖尿病的她,买不起药,已停止吃药。别说糖尿病药,她现在也没办法吃其他增加雌性激素的药,因为那些都成了禁药,目前只靠避孕药当作荷尔蒙药来吃。

拍照时,她问:“到时候我的眼睛会画上黑条吗?”

回应她说:“你又不是罪犯!”

“也对,我不是罪犯。”然后就妩媚地笑了起来,胡子渣扬起一道弧线。

胡须渣没剃干净的琳达,关于爱情,她说她不再相信男人。(摄影:刘志海)

后记

锁国期间,先是志海进行他的影像记录,我后来跟进做访问。身为艺术家,志海总是不安于室,好奇外面的陌生人是怎样生活的,时刻保持思考的状态。我们一起“游荡”期间,有些人,是随机遇上的,无法预设问题,我们就当聊天那样对谈,然后挑选了几个来报道。

这些人,那些人,一直存在。行管令期间,他们有的人的身影顿时消隐,比如外籍移工,但他们盖的大楼还挺立在城市里;而有些人,在人们都躲在家的寂静时刻,形迹特别明显,比如游民。

政府已宣布下个星期一更多行业可以复工了,软着陆机制开始启动,届时,人潮逐步恢复,暂时消隐的外来者又可以占据某个地方展现劳力和活力,而原本就习惯在陋巷里窝藏的人,人们也不会轻易发现他们了。走出去,躲起来,疫情下的生存法则,各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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