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遇双重打击,疫情会否成为压垮出版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专题| December 2, 2020出版社 大将出版社 文运书坊 新冠疫情 漫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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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的2020年,除了对各大行业带来重击,更让原本就处于寒冬期的书商接二连三陷入困境。文学爱好者熟悉的大将出版社、青少年读者熟悉的红蜻蜓出版社、在社运与政治圈拥有非凡地位的文运书坊、以及本地漫画出版业的巨擘角川平方等,都相继面对现金流与财务问题,在网络发出求救信息;不仅如此,近日还有传数家大型书店计划关闭多处分店⋯⋯究竟反覆无常的疫情会否成为压死出版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版业还有生存及改革的空间吗?如果真的被迫结业,二三十年来埋首在书堆中耕耘的出版人与书商该何去何从?

出版社或书店面对财务问题,受牵连的除了内部职员,还有这一产业链中的每个单位,包括供应商、印刷商、作者……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大马各产业自2020年3月18日行动管制令期以来已遭受首轮打击,除了非必要性质的服务领域业者,民众一概禁足家中无法随意出门。随着后来实施的复苏行动管制令,各行各业逐步恢复运营。

当经济逐渐复苏,业者抱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心态之际,政府却于10月13日宣布雪隆、布城地区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后来更扩大至其他州属地区。这一回,苦苦撑了好几个月的出版业者再也无法硬撑,在网络发出求救信号,发起促销卖书。

将仓库存书套现周转,已是他们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了。

文运书坊创办人张永新:只求每月收入够支付员工薪水就够了

“你问这最后一根稻草会把我们压死吗?不一定。不过也很有可能会压死,很有可能我们顶不下去了,因为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人称张老板的张永新于1998年创立文运书坊,专门出版、发行与售卖关于马来西亚研究、社会科学及文史哲书籍。他告诉《访问》,出版社除了是一本生意,也肩负社会责任。

张永新(右图)说:“如果文运书坊真的撑不下去被迫结业,我得承认这个现实”。(拍摄:罗咏琦)

“我早就知道这门生意不好做,也不是赚很多钱,当年创立的时候也还怀疑能不能够存活。结果,我们至今生存了20年,其实算不错了……”

他说,从2011年开始,小型独立出版社蓬勃发展,纷纷出版左派书籍、另类的诗歌、小说集,在地出版书籍在市场上各放异彩。直到2015年开始出现走下坡的趋势,随之销量、出版量逐年下降。

“我认为,下降的趋势分成两个部分,一来是潮流退了;二来是盛行时期很多小型独立出版社一窝蜂出版大量书籍,忽略了书籍的基本素质,比如错别字、语言、语法等。读者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类型的书,就不觉得特别,也没有了兴致。”

“文运的状况比较特殊,我们向来出版批判性或政经文教书籍,有自己的受众群,大众市场的兴衰反而对我们影响不大。盛行时期没有高峰,低靡时期也没有谷底,就是一直保持平稳。”

他续称,因为自家出版的书籍不多,分销占了约70%营业额。当小型出版社逐间倒闭,少了各类书籍供应作为分销,书籍选择减少,收入也减少。2018年509大选,文运因批判性书籍销量大增而赚钱;2019年营业额又出现下跌趋势。

“这个2020年即使没有新冠疫情,我们仍然会面对困境,财政方面还是面临亏损的,而新冠疫情就如同更大的打击。”

“以往若是书店订单不多,当大学或社团有活动时,我们可以去摆卖书籍。即使只是卖出数百令吉的书也没关系,也是一部分的收入。如今,不鼓励举办群聚活动,连这些(书展)收入都没了。”

他认为,如果文运书坊真的撑不下去被迫结业,自己就得承认这个现实。

“从开始创立时就已经决定,我们不要接受别人的捐款,也不接受资助。所有的事情我们动手去做,每一分钱靠自己赚回来。我很早以前就说过,如果哪天真的做不下去就干脆关闭,不要负债,至少每一步坚持走到今天20年,已经很不错了。努力经营是事实,我做不下去也是事实。结束,也无话可说。”

他道出,每当他提起文运很可能撑不住要关闭的时候,身边人总跟他说:不可以关,文运多年来成就了很多事情,也负上社会责任,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我知道不可以也不应该关闭,最好不要关闭,要继续做下去…… 但就是有那么一天,就像现在这样,我们的收入不够支付营运开销,薪水支付还得动用储备金。我也不求赚钱,只要每个月的收入足以支付员工薪水和营运开销就够了。”

他有感而发地说,若有一天电子产品完全取代书籍,即使书本完全消失,知识传播仍然存在。

文运书坊的促销卖书活动截至11月24日,成功卖出逾15万令吉的书籍。(拍摄:罗咏琦)

“很多东西被淘汰,这是时代的转变,但是我相信书籍这个媒介不容易被淘汰,它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长的路可以走。”

“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有一天重新兴起看书的潮流。现在可能很多人认为可以从手机、电视、有声书等吸收知识,但或许他朝一日,大家会觉得书还是很重要,然后重拾书本。”

“不然书也可能变成一本精品,书店就变成精品店,小型书店,少量书籍,将书本做得又精又贵。”

红蜻蜓创办人许友彬:如果熬得过这个坎,我想实现第二个梦想

关于书籍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现今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道题,红蜻蜓出版社创办人许友彬坚定表示:“有必要!无论科技怎么发达,小孩子还是有需要读书。”

他娓娓道来,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电子科技产品对儿童视力不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过滤网”的问题。适合少年与儿童阅读的书籍从出版程序到读者手中,整个过程至少有三个单位把关,分别是编辑、校方和家长,这是目前网络阅读无法完善取代的事。

红蜻蜓出版社从1999年成立至今21年,陪伴着无数读者成长,无论是童书系列还是少儿小说,都是九字辈年轻人最熟悉的读物。

“像我这样老了,如果纯粹为了钱而做,就更没有意义了。”(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红蜻蜓出版社从1999年至2017年平稳发展,从2018年就开始走向亏损,我们尽量节俭开销,才刚好可以维持营运开支。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原本的合伙人就有感出版业将开始走下坡,提出转让出版社的建议,但我不舍得。”

“他是这么说的,趁还有大型出版社愿意出钱的时候就卖掉。后来因为我不愿意,合伙人就把自己的股份卖了,也不是卖给大型出版社,而是卖给我们合作多年的印刷商。”

他坦言,大型出版社一般拥有自己的印刷厂,若是将股份转让给他们,就等同于中断和原有印刷商的合作。撇开工作不谈,站在情义的角度,是应该互相照顾。

“该印刷商从十多年前开始帮红蜻蜓印书到现在,我们没钱的时候就欠他钱,有钱才还钱,向来都是有商有量。而且,红蜻蜓每个月印刷量相当大,印刷厂许多员工都靠我们吃饭。”

他续说,印刷商变卖部分产业,花了数百万令吉买下红蜻蜓股份。然而,却面对资金吃紧,勉强维持营运的阶段,他直言自己对不起股东。加上疫情打击,从行动管制令至今约九个月时间,仅仅是分销至实体书店的收入,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50万令吉。

为了让红蜻蜓能够熬过这个坎,他将公司产业抵押给银行借贷周转,甚至用个人名义当担保人。

“如果红蜻蜓真的破产,我自己名下的产业也会受影响,包括我住着的那间房子。但是我想着,为了让它能度过难关,那就没关系了。”

他指出,如果早在宣布行动管制令之际下定决心停止营运,遣散公司职员及时止血,或许还来得及索回部分资金。而同样的决定放在今天,不止拿不回钱,还得倒贴还贷。

“其实我这把年纪了,关闭就关闭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新闻说三万多家公司倒闭,我们可能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但是后来,当我一公开说明困境时,获得读者的热烈反应与分享,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看见作者、读者们都觉得惋惜,那就想办法撑一撑吧。”

“我们办卖书活动集资,但不接受捐款,有的热心读者甚至直接汇款200令吉给我们,叫我们随机寄出书籍就好,什么书都可以。也有不少善心人士反映说想出钱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决定进行‘待用书本’计划。”

红蜻蜓开启“待用书本”计划,让书本送到真正有需要的读者手中。(图片来源:红蜻蜓出版社脸书专页)

他说,“待用书本”计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点一点,积少成多”和“一半加一半,大于一”。前者是根据所获得的善心人士款项,依据受惠单位的需求,选购红蜻蜓图书。后者则是超过2000令吉款项的支持,红蜻蜓将加码送出同等价格的图书予受惠单位。

他回想过去出书的时候,2005年出版的小说《七天》,前后共卖出5万本,不禁感叹如今一本书要卖5000本都难。

“现在作者多了,书多了,读的人却少了。所以我觉得,红蜻蜓在这二十年里面办过少儿小说比赛,培养了约20名作者,出版多部小说,陪伴很多学生成长,这样也算做了一件挺不错的事了。”

“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当别人都想着要怎么赚钱来维持运营,我倒不是这样想的。我想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挺过这个难关,接下来要怎么发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若只想着要往赚钱的方向去做,那没有意义。而且,书也很难赚钱;如果想要赚钱,我们应该是在红蜻蜓网站卖其他赚钱的附属产品,而不是打书的主意。像我这样老了,如果纯粹为了钱,就更没有意义了。”

他的另一个梦想,是出版本土化的儿童绘本推动幼儿阅读,里头画着我们熟悉的校服、橙色校巴、热带动物等等。而这一个梦想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仍然是个未知数。

角川平方出版人蔡锦豪:若疫情拖个五年十年,哪个行业都会垮

角川平方出版人蔡锦豪轻描淡写地说:“出版业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压倒的。”似乎同行业者所面临的困境与他无关,但其实不然。角川平方规模之大,让他的压力比一般小型出版社多十倍。

“从公司开始运营以来,我们从来不曾试过零收入,这是大环境的问题。出版业不单单只是出书,它是一个产业链,出版、印刷、批发……包括书店、书展这些其他活动都在这条流水线上,出版只是其中的一环。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几乎瘫痪。”

他一语道出问题的核心,是销售通路。销售通路瘫痪,消费者无法实体消费,出版商只剩下网络可以与读者连接。

蔡锦豪认为,出版业者得改变思维,将出版业当作内容行业来做,并开拓海外市场,才是未来生存之道。(拍摄:罗咏琦)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其实这个打击也让出版业者认清自己公司的弱点,想办法改进。”我接着问,漫画出版的弱点是什么?

“我们所出版的漫画,读者都是低年龄层,他们在网络消费会面临一定的难处,而付账方式是主要原因。很多时候他们得依赖父母进行信用卡或其他转账服务,而实体消费就不同。”

蔡锦豪指出,民众的消费习惯与城市设计息息相关,在台湾、日本等国家,设有商圈街道(walking street),但马来西亚的现象是,民众都在购物商场里。因此,只要购物商场无法如常运作,没有人潮,基本上所有生意都会受影响,包括书店。

他续称,以往只要口袋里有零用钱,小孩就可以在书店将书架里的漫画,干脆地“扫”一堆放进购物篮,欢喜地带回家。如今只剩下网络销售,出版商必须在短时间内大量宣传,将原有的读者引导到网络平台。

“以网购来说,消费者还要承担邮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减少利润,让消费者认为值得,才会有回头率。”

网购的增长率比起以前是数百巴仙提升,虽然它不能抵消公司的整体销售,但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关键在于:快。我们的网络支付方式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慢,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脚步追上,和时间赛跑,而且一定要跑赢,跑不赢就完蛋了。”

他列出三个解决方法与未来发展方向,有望让出版业度过眼下的难关。首先,管控公司现金流。他将现金流比喻为人体血液,如果中风,一就是医不好;二就是“医翻都嘥药费”。

“第二是改变对出版的认知及心态,出版书籍不再是出版业的单一业务,应该要把出版业当成是内容行业,把它变成知识产权,进行跨媒体合作。比如我出版漫画并不仅限于漫画书,它还可以将内容延伸至不同媒介如电子书、有声书、动画、舞台剧、小说等等。”

他继续说,开拓海内外市场也是策略之一。目前的状况已经让出版业者认清,原有的三五个销售管道一旦受阻碍,就此路不通。因此,开拓通路到海外市场,一是触及率增加,二是赚取高兑换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危机感不是疫情之下才感觉出来,而是在日常经营之中就得未雨绸缪,那才有机会…… 只是有机会,但不保证一定熬得过去。毕竟,如果疫情拖延五年、十年,哪个行业都会被压垮。”

大将出版社董事长周若鹏:向来没善用网络力量,这次我们学会了……

大将出版社于9月30日推出的“买书撑大将,救己也救市”活动,是中文阅读圈中第一个发起的买书撑出版社活动。大将出版社董事长周若鹏在网络发布该诉求帖文时写下:有没有至少5000人,希望大将撑下去?这是文案,也是他的内心话。他犹豫了两个月始发出求助帖文:“这很难,但我们真的缺钱。”

周若鹏(右图)笑称:“大将没有坚持要出冷门书,只是一直希望热销的书籍,热不起来。未来也必须商业与文学之间取衡,以8:2比例为准。”(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在周若鹏的预料之外,“买书撑大将”活动引起读者热烈回响,原以为要慢慢进行至12月才凑足的2500张订单,超额完成;预先准备投放的微薄广告费也没有派上用场,出版社网络系统还一度因庞大读者群涌入而导致瘫痪。活动进行一个月时间,共接获近7000笔订单。

凡事一体两面,当很多读者热心支持出版社活动,也有人质疑这其实是商家的商业手法。对此,他表示:“行走江湖多年,这种传言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在这次的活动上,我900%问心无愧。我们清楚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支持大将,非常感谢读者的支持,让我们度过这一关,然而我们还要想方设法面对接下来的第二关,甚至第三关。”

他受访时说道,在这次的活动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可说是曾经忽略的问题。

“所谓的冷门书可能其实并不冷门,而是读者根本不知道市面上有这一本书的存在。”

他坦言,或许是以往没有将书籍的行销做好做足,才会导致一些书籍滞销。这次活动除了50令吉任选六本书之外,也有读者单项购买其他滞销的书籍。

“若是因为书本身冷门,不符合大众阅读喜好,那为什么这次却会不断有人选购呢?而且这些书并没有被列入促销栏目内。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行销手法不足。而日后要做的,就是善用出版社的‘迷你数据’,以后出书不要再让‘读者不知道’了。

《我们不孤读》活动将定期为读者推介各家出版社的好书,心系各出版社。(图片来源:大将出版社)

近期好几家出版社都各自在办促销卖书自救,而秉持着“本地出版社,都是我们的出版社”这一精神,大将出版社近日推行《我们不孤读》活动,定期为读者推介各家出版社的好书。

“与其各自呼救,这个时刻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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