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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代还有人翻查词典吗? 一探词典的“前世今生”

你还会翻阅词典吗?学生说……

在词典编纂者与词典出版业者看来,学生是词典的主要目标对象;然而,现在的在籍学生多是“数码原住民”,他们诞生后的年代便是数码、网络相当普及的年代——而他们,还需要词典吗?对此,访问找来了3名吉隆坡坤成中学的学生,让他们述说在籍学生的声音。

陈奕妤、李芯桐和刘雯慧受访时皆表示,尽管她们家里都还有纸本词典,查询生字时,更多会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或上网搜索。

“我9岁的时候,妈妈就买了一本词典给我。小学参加笔试时,因为老师要求,所以也多买了一本袖珍本词典,”陈奕妤自小就接触词典,但并未一直用下去,“现在则下载一个APP,是马来语词典;英语我也有下载一个,不会就查,基本上纸本词典没用了,也不懂放去哪个柜子上了。”

上排左起为陈奕妤、刘雯慧,下为李芯桐。(截图:陈家旸)

李芯桐则说:“我通常是上网查询生词,真的找不到才用词典,因为家里还有。”

刘雯慧附议道:“我也是直接Google Search,因为词典也不懂去哪里了,上网查的话,结果一查就出来了,也容易。”

她们查询生词的方式,多以使用互联网为主,但在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下,就是纸本词典出场的时候了。

“有同学会带袖珍本的词典,有时候老师叫我们预习,我们就会和同学借词典来查生词的意思。有人会带,但比较少了,”陈奕妤分享道。

李芯桐则指出,她的华文老师会带词典来学校,让学生有需要时可以借阅,而在她10岁以前,也都以使用纸本词典为主,惟有了手机后,才较常使用网络来搜寻资料。

对此,刘雯慧也点头附和,回忆道:“小学还没有手机,补习老师会要求我们带词典去查生字,不会回答就被罚,那时候就没办法;中学后因为疫情,很多网课,就直接Google Search了。”

如今市面上已有多款词典手机应用程序,且多数为免费,惟使用时会有不少置入广告。(摄影:陈家旸)

陈奕妤、李芯桐和刘雯慧都一致认为:手机应用程序与网络搜索在便捷度方面胜于纸本词典。陈奕妤指出,若在手机应用程序里找不到需要的生词,她会选择上网搜索,或直接询问老师。

李芯桐强调,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更快捷与便利,因翻阅词典还需根据部首或首字母去找,使用网络则能直接找到。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显然轻巧便捷是他们的首要条件,尤其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若要在数本厚重的教科书外,再加上一本厚厚的词典,一个书包的重量,恐怕连成年人也觉得重。当然,有的学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已在学生的教室里备好了词典。

你还会翻阅词典吗?老师说……

峇冬加里华小坐落在去往云顶的必经之路——峇冬加里(Batang Kali),而该华小的教师陈家杰在接受访问采访时透露,他们在每个教室里都备好了词典。

“华巫英三种语文的词典,我们都有准备;低年级和高年级的词典也不一样。”

陈家杰指出,峇冬加里华小共有14个班级,而他们在每个班级的柜子里,都配置了一定数量的词典,供学生在上课时可以借阅。

峇冬加里华小的教室里都备有三语词典供学生们翻阅,词典上留下了不少翻阅的痕迹。(图片来源:受访者)

他分享道,平日上课时,有的学生遇到不明白的字,就会主动借阅词典,但当疫情变得严峻,学生必须在家上网课时,则更倾向于上网查询。他作为华文老师,也购买了汉语大词典和成语词典,但有的时候,还是会上网查询。

“就好象网络的‘汉典’,把汉字演变、古今异义字、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籍上的解释,各大方言音韵等内容都一并收录进去,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在峇冬加里华小任职的陈家杰并不排斥词典电子化,也鼓励学生使用具有权威性的电子与网络词典。(图片来源:受访者)

陈家杰表示,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在学习上,他更鼓励学生翻阅纸本词典,但如果没有纸本词典,他会鼓励学生使用有具权威的电子或网络词典。

电子和网络词典一定是未来趋势,纸本词典碍于页数,不能放入图片、多媒体等内容,这是电子和网络词典可以做到的。

他的分析以教育目的出发:在他看来,无论何种媒介,最重要的是能协助学生学习语文,而有时候,图片能够比冗长的解说来得更直观地传递出含义。

出版社仍仰赖纸本词典

话说回来,不论是黎煜才或王国宝都曾提及,纸本词典仍受文字、语文相关的专业人士所青睐。在以出版少年小说著称的红蜻蜓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许佳瑜就证实道:此话不假。

许佳瑜告诉访问,在他们的编辑部里,最常使用的纸本词典是《现代汉语词典》,而需要上网查询时,则会参考“汉典”。

“各位编辑可能还有自己‘杂七杂八’的各种词典,像是量词词典、成语词典等等。”

许佳瑜透露,红蜻蜓出版社的编辑部最常使用的词典为《现代汉语词典》。(图片来源:受访者)

许佳瑜直言,在一般的编辑作业中,诸如正式排版前的复审阶段会需要翻词典:“复审时为了尽可能减少错误,可以说是逐字逐句地翻各种不同的字典。”

以编辑的立场来说,尽管她们的工作是保证文稿的用词正确、语句通顺,也必须在尽可能不改动作者原文的情况下做修改。因此,她们有时还会翻阅词典,针对“这个词能不能用”或是“怎么样的改法更贴近作者原意”进行讨论。

她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例,指出该词典收录了大约一千条词条,其中以虚词为主,也收录部分用法较为复杂或特殊的实词。在查证某些词汇是否适用于句子中时,这本词典便发挥了功效。

许佳瑜进一步分享道,在编辑部的书架上,还藏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词典,好比《Kamus Perdana》《牛津高阶英汉汉解词典》《现代汉语搭配词典》《古代汉语》、缩印版的《辞海》等等。这些多样化的词典较少用在平常的编辑作业中,却始终摆放在书架上,以备不时之需。

编辑部的书架放置了不同类型的词典与工具书,编辑作业中的疑难杂症都能在此寻找解答。(图片来源:受访者)

从过去到未来,词典的下一步是?

词典在中西方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在中国,最早被视为词典的是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将字分类并作出解释的《尔雅》;1716年,中国第一部以字典为名的辞书面世,即《康熙字典》,该部作品由30人花费6年时间编纂而成。

在西方,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记录在泥板、石头或金属上;当时的楔形文字就包括了词汇表,如按照植物、动物、城市等内容,将符号、字等内容进行统一的分类。

古代的文字较多刻录在泥板、石头等媒介上,数千年后,因考古而重见天日,惟上面的文字不一定能被解读。(图片来源:Pixabay

1815年,世上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由来自英国伦敦的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独自编著,出版了《华英字典》。该字典共分为三个部分,全六册:第一部分共三册,是以部首排列的汉英对照字典,也是中国第一部横排字典;第二部分共两册,是以字母音序排列的汉英同音字典;第三部分则为一册,是英汉字典。

被较多人熟知的《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耗时71年,历经4位主编和许多位志愿者的协助后,在1928年正式完成第一版,共出版12卷,收录了四十一万个字词,一百八十多万个例句。1989年,《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出版,共20册。

耗时七十余年编纂的《牛津英语词典》在2028年就将迎来诞生100年。(图片来源:BBC

截至2022年7月,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仍在进行中,但第三版的《牛津英语词典》还会以纸本形式出版吗?这里恐怕得先打上一个问号。

《牛津英语词典》的现任主编普罗菲特(Michael Proffitt)正带领着70人的编辑团队,进行第三版的词典编纂工作。然而,因为网络的普及化,资讯变得过度膨胀,编辑团队需筛选、收编日新月异的词汇,工作也跟着变得繁复。

2000年,《牛津英语词典》推出了线上版本,每个月的访问量都超过200万,且每三个月就会更新一次,比纸本词典的修订来得频密得多。(截图:牛津英语词典官网)

普罗菲特曾在2014年时透露,因近十年不断有新词汇涌现,词典的编纂进度可说是落后了整整20年。他估计,《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三版要到2034年才能完成。此外,由于收录的词汇量庞大,若出版,词典将多达40册,这将是非常庞大的成本,因此若订单不足,第三版的《牛津英语词典》或将只推出电子版。

从纸本词典到电脑辞典,再到资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词典”的载体一直在变化,就现况来说,纸本与电子仍在同一个时代里共存着,彼此也都拥有着不同的支持者。先不说未来,词典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还会翻阅纸本词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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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旸

《访问》特约记者。喜欢文字、咖啡、音乐与故事;喜欢生活里的小确幸,希望能记录与把握住微小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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