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理应是最安全、最纯粹的成长空间，但现实却往往不尽如此。性别暴力在校园中并不罕见，只是太容易被忽视。每一桩被揭露的性骚扰或性侵案件背后，往往藏着更多无声的受害者。他们卡在沉默、羞耻与自我怀疑之间，受伤的不只是身体与心理，更是被制度性的缺位与冷漠态度再度打击。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爆出多名女学生与女教师的照片遭盗用生成不雅影像的严重性暴力事件，再度引起讨论与省思。
当“玩笑”成了骚扰的遮羞布、当“权力”成为掩盖真相的保护伞、当“息事宁人”成了校园默认的应对方式，性别暴力就早已不只是个别事件，它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被容忍、因为被忽略、因为被沉默——才让伤害持续发生。
最近，柔佛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爆出严重性别暴力事件：多名女学生与女教师的照片遭盗用，并被AI深度伪造（Deepfake）成不雅影像，在Telegram上以每张2令吉的价格兜售。据悉，有关群组的会员人数超过200人，受害者超过30名。在受害者勇敢在社交媒体发声后，才引发各界关注这起事件。
然而，当制度保障薄弱、性教育缺席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制度机制，我们准备好了吗？
“学校很少真正面对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当成问题。”——47号课室青少年活动策划与执行人许慧珊直接点出华社校园的常见现象，“他们只会说‘华教不容易’，却避谈实质问题。”
许慧珊分享自己孩子在国中遇到的经历。她说：“国中处理问题有一套清晰的SOP（操作程序）。我提出意见后，第二天就被约见校方高层，认真讨论如何处理。”她强调，不只是独中，全国的华校都该建立统一流程，透明化行政机制。
在科技已成为新生代的生活模式下，马来西亚性学会（雪隆区）会长郑珍珊也提出校规与纪律必须跟着升级。正如2015年发生的古晋老翁手指强奸致孕案，尽管当时受害者经过DNA检验后确认加害者为生父，但最终上诉庭裁决利用手指导致受孕并不属于强奸理由判他无罪。此案引发社会关注，并促成2017年儿童保护法令的修订。因此，古宽中学事情的背后也反映了学校制订规则的速度，早就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媒体人陈奕君则提出：“大家不会因为一所学校发生惊天大案，就把罪恶的发生归咎于学校教育不力。因为罪案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重问题的结果。学校作为教育场域更应该把这件事来讨论。”
她甚至直言：“我希望学校能在周会上主动报告此事，提供学生明确的举报管道。既然校方拿着社会资源运作，也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
对加害者轻惩，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羞辱
对受害者来说，加害者是否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复原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环。如果学校处理态度消极，不但难以疗愈，还可能带来二次创伤。
陈奕君直言：“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应该是在事件发生之后先立即让疑犯停学，不应该让这位男同学继续留在学校正常上课，必须让他和受害者们保持隔离状态，才可以保护受害者们。”
同时，她也认为这是教育者必须正视的受害者创伤：“这个创伤会影响她往后余生。这个创伤不单指男同学所作的事，而是指学校消极的态度会伴随她的一生。受害者的心理没有被正视，才是对被压迫者最直接的羞辱。”
郑珍珊也表示：“无论是语言还是处理方式的消极，都会进一步否定受害者的情绪，否定他们所遭遇的羞辱和创伤。这些曾经受到伤害的同学，会认为学校无法保护他们。”学校若不对加害者采取严正态度，最终失去的，是学生对整个制度的信任。
不过，郑珍珊指出，令人欣慰的是现今社会普遍更倾向于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思考，认为加害者理应接受司法的制裁。她也表示，迄今为止，司法机关的处理是公正的，能够有效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羞耻，不该落在受害者身上
当性相关事件发生时，社会惯性往往是“怪受害者”。只要女性与传统刻板印象中的形象有所偏离，女性就很容易沦为被羞辱的对象。对此，陈奕君指出，羞耻感的错置，是性暴力与性骚扰在校园乃至整个社会长期得不到正视的关键原因之一。
“羞耻感，原本应该属于加害者，却长期被加诸在受害者身上。”她解释，当受害者害怕“被人知道”、“被贴标签”、“被指责不检点”或“让家人蒙羞”而选择沉默，这种压抑的氛围，反而给了加害者继续为所欲为的空间。
陈奕君补充，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调查加害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知道贩卖合成不雅影像可以盈利？他又是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这些人是基于什么而找到彼此？
郑珍珊则说：“除了惩罚加害者，我们其实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当这个孩子还没走到这个地步时，我们是否有更好的修复方法？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背后很可能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的基础教育，或者还没建立起正确的性别意识与尊重及保护他人的值观。”
在孩子“出事”前，父母做了什么？
郑珍珊提醒，除了惩罚，也要思考如何预防。“加害者之所以做出这些事，可能是因为缺乏法律意识、没有建立起性别尊重的观念。”
她进一步指出，媒体与网络常传播错误的“欲望讯息”——像是“霸道总裁强吻女主”的剧情，其实本质是性骚扰，却被包装成浪漫。
“问题在于，孩子缺乏足够的判断力，无法意识到这其实是性骚扰，而不是爱情。当他们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时，就很容易被这些错误的讯息所影响，进而形成扭曲的认知。”
2至12岁，是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期。如果父母忙于工作、缺乏陪伴，那孩子的认知就容易失衡，甚至在未来的情感、责任感与性别意识上出现偏差，“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双薪家庭，父母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往往忽略了自己其实是孩子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郑珍珊说。
那孩子价值观的扭曲应该由谁来为此负责？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郑珍珊提醒，父母应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
“教育从来不是我们突然感觉到孩子需要的时候才进行。”郑珍珊形容，孩子的成长就像盖房子，地基如果不稳，建得再高，也经不起风雨。所谓的地基，就是在孩子童年时期，父母与孩子之间一点一滴的陪伴与沟通。
事实上，早在20世纪，瑞士发展心理学家Jean Piaget就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与陪伴孩子成长的科学视角：
2-6岁：前运思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这一阶段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难以理解他人的立场。父母可以透过讲故事、玩游戏、阅读绘本，引导孩子表达情绪，理解“自己值得被爱”以及“别人也有感受”。
7-12岁：具体运思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孩子开始理解规则与因果，能够站在他人立场思考。这个阶段，父母可以透过具体案例、情境演练，帮助孩子内化价值观，培养公平、公正、尊重他人与守信用的态度，建立身体界限与网络伦理意识。
12岁以后：形式运思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进入青春期后，孩子的思考能力逐渐成熟，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正是价值观巩固、自我认同深化的关键时期。
“价值观的建立，不是等孩子出问题了才来弥补，而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累积。”郑慧珊说，“当他们长大面对更复杂的社会诱惑与价值观冲击时，心里才有一道足够稳固的防线。”
第三方机制，有多重要？
新一代的孩子都是网络的原住民，许慧珊提出疑问说：“当我们还来不及学会的新科技，他们就已经熟练运用了。如何应对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学校当局和辅导老师需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陈奕君也认为，教师在校园中始终必须保有一定的权威，学生其实很难真正完全反抗老师。这种权力结构或许难以彻底改变，但当问题发生时，我们能否思考如何调整，或引入新的权力机制，来平衡这种不对等的关系？
她指出，独中对于校园性暴力事件，应该要有更严肃、系统性的责任追究机制。学校需要配备专业的社工和心理师，作为支持与介入的资源，才能真正减少伤害，处理好权力失衡带来的问题。
“或许可以参考台湾的做法，成立校园里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这个小组平时可以进行性别教育与权益推广，事件发生时，作为专业且独立的机制介入处理。只要是和校园性犯罪相关的事件，都必须通报到这个委员会，有必要的话还必须把严重事件通报到教育部。“
“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数据，并且禁止性犯罪前科者继续待在学校场域。如果校方继续把校园性犯罪事件做掩盖处理或仅是用校规处分，那么我们恐怕难以觉察这类事件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比如，若是老师侵害学生的案例，许多学校往往只是暗中把老师开除了事，依照过往案例的经验，若这个老师前往另一所学校任教，一般都会忍不住继续对权力弱势的学生下手。”她强调，有系统的通报与记录，才是推动改革与改善现状的重要基础。
作为性教育工作者的郑珍珊分享道：“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性学会在疫情正式开放期间，所有的性教育讲师不断地被学校邀请去为学生做有关色情媒体、网络媒体自我保护的讲座。”
由于色情媒体在行动管制令之下变得更为开放，因此性教育的介入时机也必须相应提前。“从孩子开始接触色情片的年龄，我们就应该坦诚讨论，为什么男生和女生会对性产生幻想？应该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让他们知道性好奇与性幻想是正常的心理状态，但关键是——在面对这些情感与欲望时，如何将它转化为健康的生活实践。”
“我们希望让学生明白：当你有性幻想、有好奇心，这本身没有错。但如果在缺乏完整性知识和正确性价值观的情况下，将这种好奇心付诸实践，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首先，这代表你的性知识与价值观尚未成熟，其次，轻微的行为可能会违反校规，而严重的行为甚至可能触犯法律。尤其是在参与、观看、下载或转发不雅影片的过程中，学生同样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她也提到，性学会在事件发生之前，其实一直积极推动性教育相关的讲座、生活营和教师培训。但因为不是教育体制内的单位，所以更多时候属于被动式的配合，需要等待学校的邀请才能介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性学会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未来，我们不应该只是等待，而是要更主动地去接触学校、教育部，思考如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机制。尤其在AI技术被滥用的时代背景下，性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协助不同单位共同面对新的挑战。”
她最后坦言，自己对现有推广工作的普及程度仍感到些许愧疚。“我们没有把性教育推广得更普及化，没有让各个年龄层的孩子知道正确的性知识与性价值观。我们不希望事情发生之后，孩子才来学习、讨论如何处理，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遇到问题之前，已经具备应对和判断的能力。”
当AI技术加速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行性别暴力的手法也在悄然演化，传统的纪律观念与教育制度早已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风险。我们无法再把责任推给个别学生、某所学校或一纸校规。性教育也不再只是是讲“生理”，而是讲“尊重”、“同理”、“责任”；纪律不单是为了压制，而是为了保护。当教育体系、家庭结构与社会共识协力共建，才能让孩子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尊重他人，并在面对诱惑与歧路时，拥有一条坚定的、不会伤人的判断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