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亚来、陆佑、张郁才、陆秋杰……这些被官方印刻在路牌上的名字，必然都曾对国家建设做出贡献，而随着年月流逝，有的姓名成了“一小截盲肠”（引自游川〈改写叶亚来街〉），有的成了工地废弃物，还有多少人对这些名字有所认识？文史工作者蔡立豪耗时十余年采集资料、研究梳理，出版了《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记载60余条路名由来。他说，很多人对这些路名没感觉，那是因为所知甚少，如果我们可以从短短的路名延展出许多精彩故事，供人讲述，那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穿梭在市中心的街巷路道，常见一个又一个工地筑起围篱，里头究竟抹去了什么，更替了什么？有人漠然以对，但也有人不愿轻易淡忘历史轨迹。
2011年，当时居住在茨厂街一带的蔡立豪，途径富都时看到又有新工地拉起围篱，圈起了一座公务员宿舍，当中涵盖以已故吉隆坡华社领袖张郁才命名的路巷。拆除动作迅速。多年拍摄社区景物的蔡立豪心有不甘，因为这里是他没来得及用镜头记录，却又极具历史意义的隆市一角。
趁着周末傍晚，工地无人，他驱车入内，映入眼帘的只剩下残垣败瓦，以及路旁冷清的两三棵椰树。蔡立豪本能般地拿出手机录影，一面拍下眼前的破败与颓荒，一面为影片说起旁白——今天是几月几号，这里是什么地方……仿佛想要向谁证明，张郁才巷（Lorong Cheong Yoke Choy）就在此地存在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会这么做，但我真的就录起来了。我在想，当路牌被拆掉后，我要怎么证明眼前这条路就是张郁才巷，于是打开谷歌地图搜寻、定位，并拍摄下来，当作这条路存在过的证据。我之前不曾做过这样的事，可见当下感触真的很深。”
录着录着，竟给他瞄到旁边围墙底下搁着的，就是他所极力寻找的那面路牌。被拆下来的张郁才巷路牌，早已断成两截。蔡立豪随即拍下照片，也算是添多一份单薄的凭证。晃荡至天黑，他才离开工地。被丢弃的路牌，也已不再搁在围墙底下了。
“华人路名研究，我一直很有兴趣，也挂在嘴边很久，但常常因为资料有限而欠缺动力。一直到这件事情发生，真的给了我一种时不我与之感，促使我尽快付诸行动，认真去做规划。”
发展吉隆坡的功臣 并非只有叶亚来
早年服务于印刷行业，后来兼任特约记者、摄影的蔡立豪，强调自己在文史研究方面并非科班出身，充其量只是一名本土文化爱好者，本着对国土的热爱而走访各地，搜集与吉隆坡华人路名相关的一手资料，如今终将累积十余年的成果出版成册。
我没想去挑战学者专家的观点，做为外行人，我只希望能够对本土历史和自身族群有更多认识。而华人路名又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对国外景点都能侃侃而谈，但回望自身土地，却无法向外国朋友分享太多。若进一步思考，如果这个人物没有重大贡献，为何官方要以他来命名一条路名？如果他足够重要，那华社本身又了解多少？
与吉隆坡开埠、发展有关的华人名称，很多人或许只从历史课本中认识了叶亚来，但蔡立豪心想，吉隆坡这么多年的发展轨迹，涉及的人物绝不会只有叶亚来一人，叶亚来在1885年逝世，而自己又对1885年以后的历史知道些什么？
“叶亚来在那个时代有他的贡献，但我们不能一直以叶亚来那个年代去诠释整个吉隆坡的发展，因为在他之后，不同年代出现的很多人物也很重要。”
蔡立豪指出，如今吉隆坡拥有上千条道路，但早期则没那么多，因此，回到那个时空背景来看，华人路名所占据的比例颇大，而且主要都位于市中心，反映了华人先辈贡献的举足轻重。
可惜的是，年轻一代多不熟知这些历史事迹。当相关路牌被拆除、路名被更替，它所承载的意义是否也随风吹云散？
“为什么我们对华人路名没感觉，因为除了那个人名以外，我们不懂其他东西，所以没有故事可以讲。我希望自己是一名丢砖人，往后如果有更多人投入，去累积更多资料，一个年代如一个平面般，一层层积累起来，慢慢堆叠出一个时代的立体感，我们就能从中看到更多精彩的故事。”
客观叙述人物贡献 不评断是非对错
而关于先辈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事迹，有多少是乡野传说，在编写《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时，蔡立豪谨慎地握有他的准则。
“我是一个叙述者，并非评论者，没有立场去评断是非对错，只能转述那个时代背景。人的一生，他做过哪些好事，他影响了多少人，他在那个年代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我来说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他以张郁才为例，民间不乏议论其私德的传言，但蔡立豪认为，这些传言无法抵销他做过的贡献——张郁才不仅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一任总理，其所独资创办的柏屏义校，在运作的40年间为许多清贫子弟提供了免费教育的机会。
“这非常了不起，他可说是当时整个华社的侨领。至于私德如何，我倒没有兴趣研究。另外，我心里也会有一条线，80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我会尽量避免，因为当事人可能还健在。写历史应该站远一些，用客观的角度来看。”
谁是“Low” Yew Swee？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史料不足，并非所有出现在路牌上的华人名字，皆如叶亚来般为人熟知，其中就有一条名为“Jalan Law Yew Swee”的街道，一度把蔡立豪难倒，苦寻不得其人。
后来，他先是在旧时英文报搜到相关名字，再根据关键事件按图索骥，对应同个时期的中文报章，方才得知“Law Yew Swee”中文名为“卢有水”（亦有资料写成“卢有瑞”）。根据记载，卢有水设有“锦瑞”商号，亦曾担任福建会馆总理。
“最近，我在卢有水路拍到更换后的新路牌，也许是制作路牌的人失误，把他的姓氏‘Law’拼错成‘Low’，所以街头街尾立着两面不一样的路牌。而在这次出版的地图中，我特意选用拼错的路牌照片，好让大家留意这件事，否则，慢慢的，大家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翻找旧报章旧地图 对照中英文献
从网络上逐页翻查旧报纸，是蔡立豪其中一个搜罗资料的主要途径，讣告、地方新闻，乃至广告版位都不放过，所搜到的报章最早可追溯到1880年代。另外，不同年代的吉隆坡旧地图也是重要的辅助工具，汇整起来，能够为一国之都的发展变迁，提供一种渐进式的纵轴视野。
成为自由业者后，他亦曾参与华校、华团会馆的刊物编排工作，“假公济私”地从中获取更多有用的资料。“因为这些路牌上的人名，很多都与办校有关，或担任华团重要职位，通过编排刊物，有时我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此次出版的《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统整出多达60余条街道的名称与华人有关，但蔡立豪坦言，实际数量应为更多。
“其实有一个漏洞，”他以马来亚锡矿大王陆佑为例，吉隆坡除了有陆佑路（Jalan Loke Yew），还有陆佑巷（Lorong Loke Yew）和陆佑边路（Tepian Loke Yew），“若算作三条，数目会更多，但对于让人了解背后故事的出版用意来说，意义不大。另外，类似‘Jalan Sekolah Cina’的路名也没有被归纳在内，因其没指向特定的华校。”
路名说改就改？
至于所收录进来的，当中亦有不少早已被更易的华人路名，并在地图上以红色线条标示着，犹如一种隐喻。而红影晕染得最为稠密之处，当属锡湖区（Tasek Titiwangsa）一带，矿家陆秋泰、大矿主赵煜、甲必丹叶亚石之子叶隆兴、陆佑得力助手李广霖等人的名字，一夕之间从路牌上消失，通通统一成蒂蒂旺沙巷（Lorong Titiwangsa）。
据蔡立豪观察，路名的更易，与该路牌所竖立的位置有密切关联——一个路名会被轻易更改，很大可能是因为它不是主要街道，也不在商业区。
“今天如果把叶亚来街拿掉，很多人会呱呱叫，但张郁才路被拿掉却安然无事，因为这条路不在商业区。改一条商业区路名，社会成本是很高的，商家的印章、地契和信头全得更换。所以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而蒂蒂旺沙一带多是住宅区，还要是独立洋房，间数不多。更换路名，基本上不会事前公告，换了以后才有人提出质问，但也不了了之。”
历史多面性：福建街与安邦街渊源
除了人名以外，地图也收录了官方以华人学校、省乡、医院和商号等命名的路名。根据所采集的资料，蔡立豪表示，吉隆坡最早出现跟华人有关的路名，包括有澳门街（Macao Street）与福建街（Hokien Street），两条路被一块分界堤隔开。后在1894年，此地被改称为旧市场广场（Old Market Square，即今Medan Pasar）。
如今，华社也沿用着“福建街”这一称号，但所指向的却是安邦街（Ampang Street，即今Lebuh Ampang）。
“很多人说，因为很多福建人来到安邦街做生意，所以有了这个称谓，我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安邦街与原本的福建街相连，如果有人质疑这个论述，我可以用1889年吉隆坡旧地图，以及1940年代的旧报章，作为支持的论据。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原本位于旧市场广场的那条福建街了。”
他也坦言，自己早有心理准备，《吉隆坡华人路名地图》出版后将会迎来质疑。
“因为很多人只熟悉他们当代的故事，我所写的，可能和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有别。我觉得历史是多面向的，每一代人有他们的共同记忆，我们所不知道的，不代表它们不曾存在过。我也欢迎大家互相补充、交流，我知道自己不必然完全正确，但至少这些论述背后都有我所找到的文献作为依据，去证明当时街坊如何称呼这些街道。”
华人路名系列——完善华人史的一小片拼图
街坊如何称呼他们生活的街道，除了使用官方路牌所印刻的名字，华人社群里还有很多约定俗成的非官方称谓，诸如茨厂街、三间庄、道理巷、老北塞和五支灯等等，在蔡立豪看来一样有趣，充满人文气息。“包括‘街’与‘路’有什么分别，背后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因此，他计划在12月出版《吉隆坡老街人文探索地图》，收录老街区约定俗成的地名故事，并在明年6月出版《吉隆坡华人街名》专书，从华人街名回溯吉隆坡发展轨迹；集成华人路名系列三部曲。
“我觉得这些路名都有值得探索和存在的意义。我们常听人家抱怨，为何上一代的人没将资料保存下来，而我们这一代的人又做了什么？华人路名的研究不少，但多以人物为主，而我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则是从华人路名去见证吉隆坡的变迁，从中展现华人先辈对城镇发展的参与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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