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尼微城（亚述首都）昌盛一时、名震遐迩的时候，新福音书已经老旧了。”
——《月亮和六便士》
容我妄下断语：福建没有福建面，就像地上没有六便士。
“福建没有福建面，海南没有海南鸡饭，上海没有上海月饼。”是我随口而出的一句调侃。一次在陈记事吃午餐时，同事针对槟城虾面与吉隆坡福建面的一番热烈讨论，让我对这黑乎乎的福建面再次提起了兴趣。
仔细回忆一番，中国福建确实没有福建面。福建面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美食。在一个夜晚，我还是按捺不住觅食的决心，奔向金莲记。
入夜时分的茨厂街依旧是摩肩擦踵。路边的糖炒栗子有着若有若无的桂花香，在热腾腾的大铁锅里翻滚着，哗啦啦的声响不绝于耳，期间穿插着“砰-砰-砰”栗子爆裂的声音。
金莲记门口的桌椅一字摆开，充满匪气。吉隆坡的福建面最初便由王金莲于1927年创立，而福建面，顾名思义就是福建人炒的面。竹压粗黄面、浓郁甘甜的酱油、酥软的猪油渣，炭火将黄面烘的干香，酱油在高温中散发出微焦味。一盘福建面，炒制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将猪油渣置于齿间，小心咬噬，油脂缓缓流淌，口腔得到极致的满足。炭火的猛烈进攻使得酱油与黄面牢牢粘在一起，颜色像烈日下融化的柏油马路。
坐在路边大快朵颐，抬头望向月亮，在遥远的中国福建，这道美味从未在餐桌出现过。只是一个脱口而出的美食命名，却令人浮想联翩。好像是分隔天涯的情人，永远萦绕在心头的白月光。
那萦绕在心头的白月光，是抵达不到的远方。
写作不是工作。在很多年里，写作都不能冠冕堂皇地成为主业，有现实原因，也有阴差阳错。举头三尺有疏远，在那些岁月里我都细数地上散落的六便士。合上的最后一本小说是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一点告别的意味。在与“写作”斩断情丝的岁月里，将它如何安放？藏掖在枕头下，或是攥紧在手心里？在我疾驰的岁月中，它是不可触碰的爱人，裹挟在风中，如影随影。
炭火福建面，焦香气息直窜鼻腔。一些蒙尘的记忆也跳脱出来。
多年前在医院吊水的时候突下决心，写完申请商学院的PS（Personal Statement），递交。可能是输液稀释了血液，人也异常清醒。“写作”被存放在当铺，也许有一天会被赎回？
我如愿念了金融专业。枕边书变成了《Swimming with Sharks》，早晨去课室前要在电梯口拿一份《金融时报》，从Balance Sheet再到估值模型，日子在一张张财报中安然度过。期间也贼心不死，与“写作”旧情复燃，给一家伦敦的新媒体撰写文章。写旅游，写文化，写资讯，一篇文章稿费不到20镑。而给英国旅游局投稿的酬劳则是一盒马卡龙。稿费微薄，也从不“持仓过夜”，通通去餐厅吃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头的白月光也在Money Come Money Go的财报中消磨殆尽。笔直裤管和棕色皮鞋，金融城呼啸而过的风都让我目眩神迷，最终还是移情别恋。“写作”被束之高阁，也许就此被遗忘？
写作不是工作。学业结束之后奔赴前程，写作依然被抛之脑后。一碗北京炸酱面，人生继续向前。Deloitte坏掉的咖啡机、写字楼抽水马桶咕隆咕隆的声响，北京初冬的夜晚寒意十足，妈妈在酸菜鱼餐馆等待我，这些构成了疫情前全部的记忆。地上没有六便士，白茫茫一片，大雪无痕。“写作”那道门已锈迹斑斑，也许静候多时？
漫长疫情，一场告别。机缘巧合结识了陈文贵先生，对待写作我并不是从一而终，也非兢兢业业，但他丝毫不在意。
于是写作终变成工作，于是调侃福建没有的福建面，于是在《访问》写下这篇文。
《月亮和六便士》结尾如是写道：“魔鬼总是会随心所欲地引用经文。”“写作不是工作”这道魔咒在很多年里都是一道隐形的枷锁，也因祸得福让“写作”成为我心头的白月光。
相较于北京炸酱面的烟火气，福建面是有些江湖气的，带着大刀阔斧的快意。我吃完最后一粒猪油渣，抬头看见月亮，脚下却并无六便士，只有记忆中深秋伦敦海德公园厚厚的落叶，初冬北京坚硬无比的柏油马路。而中间追逐月亮与六便士的日子都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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