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当权者的工具和确认偏差的照妖镜
天下至健| May 20, 2020假新闻 政府 新闻自由 极权政府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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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罗兴亚难民课题在社交媒体闹得满城风雨,众多贴文都是以反对收留漂流在海上的罗兴亚难民为主。网民抨击罗兴亚人除了要求寻求庇护,还“胆敢”索取马来西亚公民权,要与大马公民平起平坐。

然而,这些偏激和排外言论的崛起,实际来自一则在面子书广传,声称罗兴亚民族人权组织(MEHROM)主席指控马来人“愚蠢”,要求罗兴亚人应该享有公民权和对等福利的假新闻。即使当事人已在第一时间作出澄清和否认,也无阻此假消息疯狂广传,更还有大量网民涌入对方的面子书继续作出攻击。

由此可见,假新闻对社会所带来的伤害和分歧,大得让人失去理智。就算有人一言识破、有了官方证实为假,社会仍然有许多人误信假新闻。其后果轻则误导人民、沦为社会笑话,重则散播仇恨、激化社会矛盾和扭曲事实。

好比罗兴亚难民课题,事到如今,消息的真伪已不重要。反对收留难民的群体,普遍上已经接受及消化这则消息,并将之融入自己的观点或看法。

这样的发展,让这些群体在未来辩论罗兴亚难民课题上,难免某程度上受到伪信息的主导,导致他们与看法对立者的事实根基上存有严重落差。因此,要双方在此课题理性讨论或达成共识,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何,对某些人而言是阴谋论或假到无法相信的消息,对另一边的人却是无可推翻的真理。

人性自然驱使,人类会倾向于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容易对符合自身观点的话语产生共鸣。因此,选民对部分政治人物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说出了选民心中的话,这乃人之常情。

如今,即使有了官方证实为假,社会仍然有许多人误信假新闻。(图片来源:pixabay)

现今资讯发达,倘若遇到符合自己观点的资讯,而大脑在不加以验证下接受和消化此资讯,就会出现所谓的确认偏差 (Confirmation Bias),即选择性收集或带有偏见解读信息,促使我们排除、贬低或扭曲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资讯。

就如上述反罗兴亚浪潮为例,很多人未进一步查实消息,就相信所接收的“新闻”,很大部分对于罗兴亚难民已存有一定的负面观感或偏见。如果你原本就认为罗兴亚难民只会需索无度,那么“罗兴亚人要求公民权”的假新闻正好符合你的潜在认知,思维也会不知不觉倾向认同这则假新闻。

或许大家认为,假新闻是网络时代下才有的产物。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进入白宫,还是英国公投支持脱欧,都验证了假新闻是这股民粹狂潮下的催化剂。然而,只要我们回顾历史,就能察觉假新闻无处不在,更是当权者加以利用、合理化政治动作、缩紧言论自由和打击异议的政治手段。

追溯至1675年,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以人们在咖啡馆散播政府谣言为由,颁布“禁止开设咖啡馆”的公告。

须知,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咖啡馆除了让平民传播讯息、也是进行政治论战的最佳场所。查尔斯二世借假新闻之名禁止咖啡馆营业,实际是为了控制言论、避免政治分歧和叛逆思想蔓延,动摇皇室权力。

来到近代,1989年英国体育史上发生最惨烈的悲剧“希尔斯堡事件” (Hillsborough Disaster),造成96人死亡。当时英国《太阳报》以斗大标题“真相”,引述警方消息,指控利物浦球迷醉酒和蓄意攻击警方和医护人员,实际上却是警方试图掩盖失责及球场安全设备欠佳问题,而把责任推卸给球迷。

当时英国《太阳报》以斗大标题“真相”,引述警方消息,指控警方试图掩盖失责及球场安全设备欠佳问题。(图片来源:The Justice Gap)

事实直到2012年才真相大白,然而这起惨剧让当时的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得以合理化对劳工阶级足球粉丝的打压,借此整顿英国足球不文明,严格管制英国球队。

回到马来西亚,我们从不缺乏当权者或亲政府媒体散播假新闻的例子。

1990年大选,东姑拉沙里在沙巴拜票期间,不慎带上疑似有十字架的卡达山帽子而被国阵媒体大作文章

1994年,林冠英因为捍卫一疑遭马六甲首长性侵的15岁马来少女,而被政府套上“发表不实新闻”罪名,被判入狱。隔年,其父亲林吉祥在大选竞选期间宣布想在槟城“做个有实权的首席部长”,但却遭到《南洋商报》扭曲为“林吉祥做梦也想当首席部长”。

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时代崛起,削弱了当权者借用假新闻控制言论的能力,但假新闻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生存在网络时代。这是因为网络上资讯泛滥,消息传播速度迅速,只要消息符合接收者的潜在认知,假新闻就很容易被当真。

无论如何,当权者不再是鉴定新闻真伪的唯一守门人,无法再如以往垄断消息来源。

也因为这样,我们或许不会再轻易相信东姑拉沙里的十字架帽子事件,因为我们的确认偏差中不信任官方媒体对反对党的新闻,再加上非主流媒体也会针对事件查证和报导。这无疑是21世纪之中,能够抗衡官方假新闻的正面教材。

负面的是,在资讯自由的架构下,少了当权者精心编排假新闻,真假新闻来源依然眼花缭乱,更在社媒生产种种乱七八糟、混乱无序的谣言,甚至是阴谋论。

在资讯自由的架构下,少了当权者精心编排假新闻,真假新闻来源依然眼花缭乱,更在社媒生产种种乱七八糟、混乱无序的谣言。(图片来源:pixabay)

为顺应网络时代,当权者渐渐以管制假新闻的名义,重夺社会的话语权。单单是今年实行的行动管制令,政府就开档调查超过250宗,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假新闻”案件。一名记者万诺海雅娣(Ibu  Yati)更因此被控上法庭。公正党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也因散播新山关卡骚乱的假视频,同样面对提控。

反假新闻法某程度上固然可以减低假新闻散播,但这无形中恢复了当权者定义新闻真伪的权力。况且,我们无法确认政府是否会以公平无私的原则,辨别新闻的真假。在面对政权有利的假新闻,政府能秉公处理吗?当权者所谓的真实新闻,究竟又有多真?

若政府独揽辨别真假新闻的权力,这等同我们间接把在资讯自由、检验资讯的权力拱手相让出去。查尔斯二世的咖啡馆禁令,最终在忠臣相劝和群众激烈反弹下,收回成命。英国咖啡馆以叛逆和资讯交流闻名的文化才得以存活下来。

然而,在疫情当下也可以毫不留情夺走政权的国盟政府,国人真的放心让这个政府来管制假新闻,决定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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