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明亮模式”到张吉安获奖——大马电影人的出路
河足挂齿| November 23, 2020张吉安 电影 蔡明亮 金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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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金马奖赛果堪称是大马人收获最丰盛的一届,入围8个相关项目,最终斩获3项,获奖率超过3分之1。

其中,获得最佳新导演张吉安是含金量最重,也是最有指标性的奖项。指标性并非在于他凭着最少的入围数(2项),打败了入围数遥遥领先的众多强敌(4名对手入围数都至少在6项以上),包括入围最佳剧情片《手卷烟》的香港导演陈健朗,而是他能凭借一部由大马电影人在国内完成的电影,夺下这个仅次于“最佳导演”的个人技术类大奖。

👇张吉安以《南巫》赢得第5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实际上,张吉安并非是第一位夺得“最佳新导演”的大马人。早在10年前,现年49岁的何蔚庭曾以《台北星期天》拿下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前年也凭《幸福城市》入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男女配角与新演员4奖。

只不过,长期旅台的何蔚庭拿着台湾资金,沿用“蔡明亮模式”,长期留在台湾拍片,因此才让人忘了他与黄明志同样来自柔佛麻坡。

所谓的“蔡明亮模式”,说得严苛些,是许多怀抱电影梦的大马华人的唯一出路——到台湾念书,留在当地工作,再找到机会拍片。

这是挺无奈的事。在多数传统的大马家庭里,总还是摆不脱求学就要赚钱的功利心态,对于有着艺术梦的孩子,大多数家长都会软硬兼施劝退。若真的拗不过来,最终总会摆起冷冷的姿态,嘴里说着负气话。

“要念电影的话,我不会供你学费,你自己想办法吧!”

因此,想要从事跟电影有关的事,又要自力更生,台湾就成了这批“准电影人”最好的选择,只因为想复制蔡明亮的电影梦。

来自马来西亚,现于台湾发展事业的导演蔡明亮。(图片来源:蔡明亮脸书专页)

众所周知,蔡明亮凭着独有聪慧敏锐的叙事观点与影像风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先渗透台湾电视圈汲取经验,并在电影圈真正发光。随后多部作品纵然评价不一,但不影响他融资拍片的号召力,尤其不乏“不计上映收益,只求艺术价值”的欧洲资金投入,看在许多想拍片的大马电影人眼里,就才是拍电影的最理想产业链与状态。

而何蔚庭的发迹,也是遵循“蔡明亮模式”,他的作品纵然有着一些东南亚身影,但拍片环境与拍摄团队都清一色Made In Taiwan。因此,就算他成功获奖,大马媒体也报导过他的事迹,但他们大部分电影都没有在国内上映,国人始终对这些电影导演的作品陌生。

只闻其名,不见其作,这就是“蔡明亮模式”相对要牺牲的遗憾。

同样来自马来西亚,后留在台湾发展的导演何蔚庭。(图片来源:何蔚庭脸书专页)

所以,张吉安手中的最佳新导演,奖项含金量虽与何蔚庭的一样,但内涵有着不一样的厚度。至少,拍摄地在大马,制作团队为大马人,内容也是高度在地化的冷僻题材,而这种整体共鸣度极低的性质,却能打败其他通俗兼具艺术的片子,无疑地是为大马中文电影业注入一个强心针。

但这强心针,并非意味着大马中文电影从此就能迎来盛况。

若你知道本地院线的世俗逐利原则,以及观众的集体品味标准,大概就知道《南巫》能上映的院线数量有限之余,票房前景也不被看好。就像张吉安在颁奖台上自我调侃,拍了一部可能大家都看不懂的电影,他影射的不仅是电影里的艺术元素,更多对应的是大马还未健康茁壮的电影产业链。

👇《南巫》预告片。

当去年同样入围金马新导演的另一位旅台导演廖克发作品《菠萝蜜》,被电检局要求删除27刀才能参加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时,我们大概也能预想,就算张吉安得到金马奖的肯定,对于推动大马中文电影业的发展,可能只剩下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对案子融资开拍机率、院线数与票房表现,甚至是观众评价等,在利欲主义且思想僵化的大环境下,最终这些荣耀或许都能化成时代里的小涟漪。

重点是,《南巫》能够顺利开拍,也是多亏2年前获得金马创投的“内容物数位电影奖”(如同陈胜吉获得百万首奖的《分贝人生》)。看似摆脱了“蔡明亮模式”,实际上却陷入另一种“台湾帮扶情结“——言之有物且有艺术价值的大马中文电影,在开拍资金与可行性上,依旧无法绕过台湾电影业的辅助与拉拔

虽然说艺术无国界,但这种透过台湾主创团队评选后,再回到大马探讨开拍可能性的方程式,长远来说并非是大马中文电影最好的发展趋势。

一来是有些在地性话题与共鸣可能不符合国外电影审美标准,二来当金马创投奖项与大马中文电影开拍机率成正比时,看似一种出路,长久下来却可能会变成另一种精神拐杖,创作自主性与自由度可能受到无形束缚。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后话。今年金马奖最感慨的是,不是大马人纷纷获得肯定,也并非是每个得奖者难得厚实饱满的感言,而是李安的一句话。

“大家明年见。”

当原定11月开跑的欧美电影颁奖季依旧静悄悄,全球电影院人潮都稀落,“明年见“看似寻常的场面话,却也是一个乐观又无力的期许。

套用最佳男主角莫子仪的得奖感言:“致自由,致平等、天赋人权,致电影,致创作,致生活。“

大家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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