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到服用PrEP的人是一位年轻女子。那是6-7年前当我还在体检中心看诊的时候，她和丈夫一同来做体检。而早在十年前2012年，原本只用于治疗HIV/艾滋病毒的药物Truvada就已获美国FDA批准用作”暴露前药物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服用HIV预防药物的少妇——这样的人设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她从事性工作？她有性癖好？她是瘾君子注射吸毒？还是你马上联想到了她丈夫？她每日口服药物要预防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她身边的HIV阳性丈夫。而他们来做体检是为怀孕做准备。丈夫定期在医院复诊和服用抗艾滋病毒药物数年了，最近几次在医院复诊的化验报告都显示病毒量已低至检测不到的水平，因此在咨询过医院医生后决定备孕。
我没问男子当初他是怎么感染到病毒的。就好像你怎么会问一个确诊癌症或正在抗癌治疗的病人为什么会患癌一样。今回想起这件事，虽然已完全记不住他们的样子，但印象中那是一派云淡风轻的氛围。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也不管在获知HIV阳性那时两人是否经历过暴风雨，时过境迁，他们已然能在主动告知病情提起HIV时，神情平常得仿佛在说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了。毕竟都是有药能治的病。毕竟也都是控制好也能延年活命的病。
在早前彩虹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以及各方针对卫生部要扩展提供免费PrEP给HIV高风险群体而争论不休之时，那一份云淡风轻尤其让人感触良多，也不禁让人再次思考：医疗行为乃至于医疗政策在彩虹与信仰之间该如何定锚。
根据卫生部发表的2021年大马全球艾滋监督报告(2021 Global AIDS Monitoring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Malaysia)，国内的HIV感染传播途径在近1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下图所示）以往从1990至2010年，居首的是共用注射器具吸毒者（深绿色柱），其次是通过异性行为传播（粉红色柱）尤以（女）性工作者居多；如今近90%通过性行为传播，而男男性行为（浅蓝色柱）更已成为我国HIV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报告还提到2020年高达70%的HIV新感染病例是年龄介于20-39岁的年轻人。
事实上除了男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变性人和静脉注射吸毒者都被列为HIV的关键高风险群体，是卫生部联合各相关非政府组织重点宣导预防、筛查和治疗的群体对象。然而，当中最常成为争论焦点的往往是男同性恋者。为什么？
有位国内生理学医学教授在去年12月，联同几位同样是穆斯林的医生曾发表过一封英文公开信，题目为：禁欲而非PrEP才是预防HIV的关键信息。针对卫生部准备在某些州属内的政府诊所扩展提供PrEP给同性伴侣（而不限于另一半是HIV阳性的异性伴侣），文中提出了几个反对的观点：1. 与其拨款用于提供同性恋者免费PrEP预防药物，还不如把拨款用于治疗其他慢性病或先天遗传疾病；2. 这样的举措是在间接助长不良行为，并破坏宗教信仰所奉行的传统家庭结构。她还说，医生们提倡以禁欲来预防HIV感染，正如同医生灌输和提倡健康饮食；总不能因为类似的提倡阻止不了人们吃高糖高脂食物而批评医生不该持续宣扬健康饮食。她这番话主要是回应那些跟她持相反意见，主张提供PrEP给所有HIV高风险群体包括男同性恋者的团体。这些团体坚持PrEP比禁欲更能有效预防HIV，因而常抨击倡导男男同性禁欲是对特定群体的歧视。
即使同样宗教，双方仍有歧见最根本的原因，个人以为在于认知差异（或信仰差异）：一方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而另一方则始终相信同性恋是可以被纠正被改变。而事实的真相或证据又是什么？如果“某些预防手段默许进而会助长不良行为”这样的逻辑合理的话，那么避孕药是鼓吹婚外性行为、座驾安全带是允许超速咯？
身为医生或医疗决策者，可不可能撇开信仰，只从医学精神出发？比如说——疾病本质上不是一种惩罚。医学发展的本质是予人活路，医疗政策亦是。
是医疗的进步让暴风雨也有云淡风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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