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访问经历过伤痛的受访者？”这是我担任采访工作后，常常思索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自己性格比较敏感，也也许是因为自小看电视，常常会看到记者在不对的时机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那场面之灾难，让我很怕自己现在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对问问题很谨慎，甚少随便想到就随口问的时候。
去年年末给新纪元的学生准备了一场有关资料整理与书写深度报导的讲座。当时老师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做资料整理工作，和采访工作，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当时候给的答案是，这两者同时都需要再三的谨慎，核实手头上能找到的资料准确度，无论它是第一手、第二手或是第三手资料。作为输出资讯的一方，我们必须最大程度地知道这些所得来的资讯脉络是什么。
而访问工作有更多不同的考量，是因为访问涉及另一个，或更多受访单位。尤其是若对方是经历过创伤的受访者，你更要小心，谨慎看待自己设问题的方式、问问题的方式，以及书写的方式。
我跟学生们分享，在设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清楚自己为什么需要问这道问题，它跟你访问的关系是什么？而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那些不会问男人的问题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约在去年年初左右，我为一个女性主义专题访问了《小日子》社长，刘冠吟社长。当时和她聊到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在公开场合上“那些不会问男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政治领导人、企业家等等，这些事业有成的女性，经常在公开场合上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又或者是“平日家里的家务事是谁在打理的？”
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是一个好奇的问题而已，但记者很少拿这些问题去问男人。这些问题的对象往往是女性，实则上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ica Merkel），或是2019年以“全球最年轻总理”身份上任的芬兰总理，桑娜玛琳（Sanna Marin）都曾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大家的思维中，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由内人在家顾好家庭，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但若今天换了性别，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人们仍然对于女性在家庭的负担有期待，或是说很多超越可负荷范围的期待。
这些问题彰显的是提问者的逻辑，以及深埋在社会长久以来的社会共识。大家对女性在职场的期待比较低，但在家庭上的要求却过份地高。这导致女性常常只能够在好员工或好妈妈之间二选一。而这两者无论只能选哪个，都是不愉快的。当然这是性别歧视范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细谈，只是为了让大家明白问问题和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
回到面对有创伤经验的受访者身上，要怎么采访、怎么提问一直都是我在寻思的问题。还在电视台工作的那阵子，我有幸邀请到香港诗人，廖伟棠接受访问。原本诗人只是想来参加活动，也没有打算接受访问，我也不强求。但很幸运的，他随后改变了主意。当时我和摄影师都很高兴，赶紧准备开机访问。
在摄影师还在调整相机期间，我和他聊了一下天，他跟我分享了一段小小的，却很触动我的小故事。在摄影机准备好后，我问他可不可以把刚刚跟我说的故事，在镜头面前再说一次呢？他先是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说那情绪太私人了。我当时点头表示可以理解，随后在访谈环节中也没有再问起，只是把那件小小的事情放在我的心中。
我从来不强求受访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些私人的情绪不想要展现给大众观看。这无关愧疚或羞耻之类的情绪，而单纯就是很个人的情感领域，没有必要在镜头前，在大家的目睹下公开。
但后来我接到了一项不得不聊“伤痛”的专题系列。延续去年的女性主义专题，今年在主题上，我主动跟编辑建议说，我希望这次的女性主义的专题，除了以往既定的寻找世界各地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的女性，介绍她们的事业、创作与故事之外，它还能从一个“由伤痛走向疗愈”的角度来谈论这些女性的经历和故事。
因为我相信，相对2020年，2021年是更加艰辛的一年。大范围的病毒突变、肆虐，长时间的封锁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问题逐日浮现，以及由经济与政治延伸出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加剧。
伴随2021年的结束，在来临的新一年中，我希望读者透过这些女性，她们各自成长的经历，面对不同的伤痛、迷茫和疑惑中，她们仍然仰赖各自内心的意志，突破重围。我希望这些故事能为世界各地，可能阅读到这些文章的读者，带来一点力量。
我想尝试告诉大家，伤痛是无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之共处，可能的话，尝试去疗愈它。
这一方面的设想是顾及到了读者，但同时也让我想到要怎么顾及受访者的感受。比如所谓的伤害是什么样的伤害？而这些女性即便是痊愈了，我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要求她们来分享自己私密的故事给陌生人听，好让别人得以疗愈呢？
我必须让自己有充分的理由，面对自己或是面对这些受访者。所以在寻找适合的受访对象、约访的过程中，我再三确认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贩卖这些女性的故事，获取大众煽情的反应。
无论什么样的伤痛
在开始之前，我必须要定义伤痛，什么程度才算是伤痛呢？但这尤其刁钻，因为伤痛这件事还真的由不得外人去判断。关于这点我非常尊重个人感受，于是我将伤痛的定义划得很广，无论是童年的、成年的，心理的、生理的，一切令人难以诉说的，我都视之为伤痛的一部分。
再者，是我要如何呈现这些伤痛？我在访问的过程，再到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的是，这些伤痛的存在绝对不能比受访者本身巨大。
换言之，读者读完这些专访后，不能够只留下了“这是一个受过伤的女人”的印象，不能仅此而已。读者读完文章必须要透过她们的伤口去认识到她们的为人，包括她们的胆怯与妥协，或是她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她们面对难题时的坚韧。我无法去决定不同人的阅读感受，但这是我尽可能想要做到的事。
我希望他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受伤的过程，也不只是浴火重生后积极的面貌。我希望读者尽可能了解到所有，了解到这些女性生而为人的各种立体的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