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从《野火集》到《走路》 龙应台:文字向来是自由自在的

龙应台来马分享她的两本著作: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武山下》及2022年的图文创作《走路》。这两部著作都是龙应台在山居中完成的。2015年,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告别公务生涯,从每日长达16个小时的政府工作中抽离出来,2017年暂居屏东潮州镇,自觉“还是都市的感觉,我非常渴望脚底踩在泥土上的感觉,去一个有土的地方。”于是2021年再迁至太平洋畔的台东都兰山中。从龙应台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文字的绝对自由。“我从来不相信自己是为读者而写,但我写出来的东西竟然令很多读者有感觉。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it.”

龙应台刚刚结束新加坡的行程,抵达马来西亚。她的喉咙不适,嗓音沙哑。“我还得把我的声音保护到9号。”6月9号她在“诚品生活吉隆坡”有一场读者见面会。

龙应台分享刚刚抵达此地的见闻,“今天下飞机后第一个有印象的事情,是看到一个马来(机场)工作人员坐在角落里。在那么漂亮、干净、现代、灯光明亮的国际机场,他坐在角落里,看起来很累。他坐的姿态是那种在乡村、坐在田埂旁边歇息的姿态。我没有故意去看,同行的人也没注意到。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个乡村里来的人。当他累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是乡村的。”

龙应台刚刚结束新加坡的行程,抵达马来西亚。(摄影:王茜)

“掌握话语权的永远是城市人”

“其实我们都来自乡下。”这句话她在联访中提到了几次。龙应台纤细敏感,表达又简单直接。

“《走路》跟《大武山下》的前半部分会让人觉得相似,因为都来自同一个小镇。有一些为这个台湾南方小镇立传的意思,为什么要为一个小镇立传?并不是我要为乡下人立传,我要为乡下人而写。而是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它附带着会有这一层意义在。”

龙应台这两本著作着眼于乡村,讲述当地风土人情,却并非刻意强调。“台北这个城市超过70%的台北人都是乡下来的,我相信吉隆坡一定也是。当你在都市里,红地毯上,水晶灯下面,在城市里头大家都是同一个状态。最世故的、最复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的人可能是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从乡下带进城市。”

“你来自乡村,你为这个城市付出,你在享受这个城市的繁华的时候,掌握话语权的却永远是城市人。”

龙应台的《大武山下》和《走路》提醒我们不要忘却自己村落的面貌。在她看来,这样才不会引发城乡差距大这种现象。龙应台还是一针见血,她认为城乡差距大是因为政策。制定政策、掌管财务和分配资源的永远是城市人。掌有权利的人已经遗忘了村落,结果导致城乡差距大,城市应有尽有,乡村却相反。

“当我回到潮州镇,断掉的线一瞬间接上了”

她强调“这不是小说真正要说的事情”。在《大武山下》中,龙应台描述了158种植物、108种动物。她告诉我们,这本小说有好几个层次,读者可以聚焦于书中植物或动物,也可以探寻人的心灵归属。她还补充说,《大武山下》的德文版翻译,加了一个副题,叫做“一个哲学的寻求之旅”。龙应台称它是一个成人的童话,又非常适合作为少年读物。因为书里的内容贴近中学生的生活,包含父母、老师及作文课的描写。

2017年,龙应台为照顾妈妈迁居到乡下。“大武山所在的潮州镇不是我的故乡。父亲是公务员,频繁迁徙,我没有所谓的故乡。我以为我离开了50年,会不会需要一个适应期。当我回到潮州镇,走上街,断掉的线一瞬间接上了。让我自己都有一点惊讶。”

在台湾,《大武山下》也被读者当作旅行指南——潮州镇文学之旅。龙应台饶有兴致地翻开书里的手绘地图,“你知道台湾的读者拿着这本书去潮州镇。这张图是半真半假。比如说冷热冰是真的,警察庙是真的,当然很多是fiction(虚构的)。”

小说《大武山下》中的手绘小镇地图。(摄影:王茜)

“芭蕉叶子美吗?美”

龙应台介绍《走路》中对于独处的实践。“现在还蛮流行谈独处,这本书不是谈,是实践。我做给你看。”

她问在座的记者们,在每日的两点一线中,会不会去找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而这是龙应台常常做的事情,搭捷运的时候在A和B两点之间,她会在B之前,A plus就下车,走没有走过的路,看没有看过的风景。

在熟悉的城市,“等着你去看见。它是一种awareness(意识),How to refresh yourself?How to refresh your soul?你怎么翻新自己的灵魂呢?”

《走路》更像是行走日记、生活记趣,谈到书中的情节,龙应台情不自禁的笑起来。“我写的时候自己在笑,去菜市场跟十个人说话,真的可以试试看。”

她读起那段买芭蕉树苗时与商贩的对话:“芭蕉叶子美吗?美。长芭蕉吗,长。芭蕉肥吗,肥。树型好看吗?好。”读完她大笑起来。

龙应台读起《走路》中那段买芭蕉树苗时与商贩的对话。(摄影:王茜)

从《野火集》到《走路》文字向来是自由自在的

 从《野火集》到《走路》,龙应台的创作主题和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她对此客观解释道:“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作者应该要为社会而写,写《野火集》的人应该是她在那个生命的阶段,以及在那个生活环境里头,她最想说的话。写出来之后影响了社会,而不是我为了影响社会才来写。这个因跟果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从来不相信,我是为了读者而写。但我写出来的东西竟然令很多读者有感觉。Thank you very much.I love it.”

龙应台表示文字向来是自由自在的,并非为了社会需求而创作。“我从来不赞成文必须载道,虽然我被认为是文以载道的作者。如果这个作者,在所处的时代,所写的都是载道的东西,而又影响了社会,很好。但是我绝对不会要求一个作者说,你不应该写风,不应该写月亮。(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穷人和苦人,你却写花,你怎么可以这样。”

龙应台也显出一丝疲惫感和无力感,“《野火集》之后40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后14年,我越来越不想说教,越来越不愿意说教。”

在书的最后,龙应台写的后记:看一棵树。(摄影:王茜)

提及马来西亚的华文读者,龙应台表示马来西亚出好多小说家、作家,文学土壤丰厚,成长空间和深耕深度都有着巨大潜力。

“马来西亚应该有自己的大江大海,有自己的天长地久,有自己的大武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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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茜

撰稿人。想与《午夜巴黎》中的小作家一样,搭上路边的老爷车去往上个世纪的花神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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